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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臣工》、《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样看的话未免太绝对，上举《臣工》、《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臣工》“韵不分明”语尚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笔者以为《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恐怕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旋律。”而阮元《释颂》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其旋律的差异。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笔者不敢妄断，谨以之求质于治中国古代音乐史者。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颂扬文王德上天，对其德礼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而因其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尚无矫造作之弊，令人读来并不致于像读后世千篇一律的祭祀歌辞那样产生反。

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后一分四句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读者稍加注意，便会发现前后两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于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于”字的叠合，更显叹庄敬之意。而后一分没有用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这样一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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