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虽前事已往，不可复追，冀得垂法将来，使后人放习。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问者不直云“隐公”而言“鲁隐公”者，言“鲁”决其不始于他国，言“隐”决其不始于馀公，挟此二意，故并鲁言之也。其答直言“隐公”不云“鲁”者，以鲁之《春秋》已为韩起所说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纣定天下，恒居镐地，是为西都。周公摄政，营洛邑于土中，谓之东都。成王虽暂至洛邑，还归镐京。为幽王灭于西周，平王东迁洛邑，因谓洛邑为东周，谓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隐公即位，隐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诗·既醉》云“永锡祚胤”言福祚及后胤也。《尚书·召诰》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长命也。襄十年传曰“而以偪阳光启寡君”《论语》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锡命赗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正音政，读者多音征。后皆放此；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

[疏]“所书”至“义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后“答黜周王鲁”之言。经书“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仪父”公即鲁隐公也。鲁用周正，则鲁事周矣。天子称王，诸侯称公，鲁尚称公，则号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鲁乎？若黜周王鲁，则鲁宜称王，周宜称公。此言周王而鲁公，知非黜周而王鲁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兴周，非黜周也，故引《论语》以明之。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说，夫子设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岂空然哉？必谓我有贤能之德故也。既谓我有贤德，或将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为东方之周乎！言将欲兴周道于东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兴周之义也。注《论语》者，其意多然。唯郑玄独异，以东周为成周，则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

[疏]“若夫”至“之也”○此一段答说《公羊》者言“微其文、隐其义”之意。“若夫”者，发端之辞。既答“王鲁”更起言端，故云若夫圣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来，欲使将来之人鉴见既往之事。圣人之情，见乎文辞。若使发语卑杂，则情趣琐近；立言高简，则旨意远大；章句烦多，则事情易显；文辞约少，则义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隐之也。文王演《易》，则亦文高旨远，辞约义微，岂复孙辞辟害？以彼无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为所隐也。其章往考来，情见乎辞，皆《易·下系辞》之文。彼作“彰往而察来”意不异耳。

圣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

[疏]“圣人”至“闻也”○此一段答孙言辟害之意。若成汤系于夏台，文王囚于羑里，周公留滞于东都，孔子绝粮于陈蔡，自古圣人幽囚困厄，则尝有之，未闻有被杀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谓圣人防虑必周于身，自知无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害，此事实非所闻也。云“非所闻”者，言前训未之有也。

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论，力顿反。

[疏]“子路”至“论也”○此一段答素王素臣为非也。案《论语》称“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将死，使门人为臣，欲令以臣礼葬君，冀其显荣夫子。夫子瘳而责之，我实无臣，何故而为有臣？吾之于人也，于谁尝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门人为臣，才僣大夫礼耳，孔子尚以为欺天，况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议，而云“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又非通理之论也。圣人之生，与运隆替，运通则功济当时，运闭则道存身后。虽复富有天下，无益于尧舜；贱为匹庶，何损于仲尼？道为升降，自由圣与不圣；言之立否，乃关贤与不贤。非复假大位以宣风，藉虚名以范世，称王称臣，复何所取？若使无位无人，虚称王号，不爵不禄，妄窃臣名，是则羡富贵而耻贫贱，长僣逾而开乱逆，圣人立教，直当尔也！臧文仲山节藻棁，谓之不知；管仲镂簋朱纮，称其器小；见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窃王号，则罪不容诛。而言“素王”“素臣”是诬大贤而负圣人也。呜呼！孔子被诬久矣，赖杜预方始雪之。

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近诬，如字，近，旧音附近之近；诬音无。

[疏]“先儒”至“近诬”○此下至“为得其实”皆明麟后之经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无可寻检，未审是谁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经，仍终孔丘之卒。虽杜氏之注此经亦存，而尤责先儒引经至仲尼卒者，盖先儒以为夫子自卫反鲁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后致麟，虽得麟而犹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谓之近诬，明先儒有此说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卫反鲁而作《春秋》，约之以礼，故有麟应而至。”是其宗旧说也。服虔又云：“《春秋》终于获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显其师，故书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于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义为说，则服氏于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为制作而来，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经是鲁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诬罔也。言“近诬”者，心所不悟，非故诬之，故云“近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