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立之，后汉复废。虽然，学者浸多矣，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之徒，皆传《左氏春秋》。魏世则王肃、董遇为之注。此等比至杜时，或在或灭，不知杜之所见十数家定是何人也。

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肤，芳于反。適足自乱。

[疏]“大体”至“自乱”○《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祖，始也，谓前人为始而述修之也。经之详略，本不著义，强为之说，理不可通，故“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于传之外，别立异端，故“退不守丘明之传”传有不通，则没而不说，谓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观服虔、贾逵之注，皆没而不说者众矣，谓若文二年“作僖公主”传于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之类是也。肤谓皮肤，言浅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错乱也。

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贯，古乱反。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去，起吕反。盖丘明之志也。

[疏]“预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与圣同时，为经作传，经有他义，无容不尽，故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也。作传解经，则经义在传，故“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也。发凡言例，则例必在凡，故“传之义例，总归诸凡”也。若有例无凡，则传有变例，如是则“推寻变例以正褒贬”若《左氏》不解，二传有说，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则简选二传，取其合义而去其异端。杜自言以此立说，盖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传云“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则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释例》曰：“朱虽无罪，据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者非其罪，则书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杜注云：“称名，罪之。”如此之类，是推变例以正褒贬也。庄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为鲁女媵陈侯之妇”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称国”如此之类，是简二传也。先儒取二传多矣，杜不取者，是去异端也。

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

[疏]“其有”至“后贤”○《集解》与《释例》每有论错阙疑之事，非一二也。《释例·终篇》云：“去圣久远，古文篆隶历代相变，自然当有错误，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圣人贵闻一而知二，贤史之阙文也。今《左氏》有无传之经，亦有无经之传。无经之传，或可广文。无传之经，则不知其事。又有事由于鲁，鲁君亲之而复不书者，先儒或强为之说，或没而不说，疑在阙文，诚难以意理推之。”是备论阙之之事也。

然刘子骏创通大义，○骏音俊。子骏，刘歆字。创，初亮反，《字林》作“创”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复，扶又反，下同。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见，贤遍反，下同。

[疏]“然刘”至“同异”○《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字子骏，刘德孙，刘向少子也。哀帝时，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经、传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是其创通大义也。后汉贾逵，字景伯，扶风人也。父徽，字元伯，授业于歆，作《春秋条例》。逵传父业，作《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颍子严，名容，陈郡人也，比于刘、贾之徒，学识虽复浅近，然亦注述《春秋》，名为一家之学。杜以为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故特举其违，以见异同。自馀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故弃而不论也。

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比，毗志反。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疏]“分经”至“集解”○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韩婴之为《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谱，本又作“誁”同布古反。数，所具反，后不音者皆同。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