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仲尼，盖仲尼之志，丘明从而明之，无善恶，无大小，莫不微婉而发挥焉。至于申生之死也，之谥也，略而无讥，何其谬哉？何以诸？且仲尼修《秋》，明则有凡例，幽则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不者，率书名以贬之，故书曰“晋侯杀其太申生”不言“晋人”而书“晋侯”，且名“太”者，盖明晋侯不，且罪申生陷君父于不义也。以微旨考之，则仲尼明贬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则左氏之阙文可知矣。呜呼！先王之制谥，岂容易哉！善恶始终，必褒贬于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劝阻来者，故君于其谥，无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则“恭世”之谥，不亦诬乎？不亦诬乎！　对才识兼茂明于用策　问：皇帝若曰：朕观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业业，承天顺地，靡不思贤能以济其理，求谠直以闻其过。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汉征极谏，而文学稍，匡时济俗，罔不率繇。厥后相循，有名无实，而又设以科条，增求茂异，舍斥已之至言，无用之虚文，指切著明，罕称于代。兹朕所以叹息郁悼，思索其真，是用发恳恻之诚，咨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获其益，下输其情，君臣之间，然相与。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国家光宅四海，年将二百，十圣宏化，万怀仁，三王之礼靡不讲，六代之乐罔不举，浸泽于下，升中于天，周汉已还，莫斯为盛。自祸阶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农战非古，衣罕储。念兹疲？，远乖当庶，督耕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困。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而可以济其艰？既往之失，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昔主父惩患于晁错而用推恩，夷吾致霸于齐桓而行寓令，求古人之意，启迪来哲之怀，眷兹洽闻，固所详究。又执契之，垂衣不言，委之于下，则人用其私，专之于上，则下无其效。汉元优游于儒学，盛业竟衰，光武责课于公卿，峻政非。二途取舍，未获所从，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大夫熟究其旨，属之于篇。兴自朕躬，毋悼后害。　对：臣闻汉文帝时贾谊上疏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三。”是时汉兴四十载，万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贾谊非不见之，所以过言者，以为词不切，志不激，则不能回君听，君心，而发愤于至理也。是以虽盛时也，贾谊过言而无愧，虽过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失圣，书之史策，以为谈。然臣观自兹以来，天下之理，未曾有仿佛于汉文帝时者，激切之言，又未有仿佛于贾谊疏者，岂非君之明圣，不侔于文帝乎？臣之忠谠不逮于贾谊乎？不然，何衰之时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汉之极谏而征之，废虚文之无用者，奖至言之斥已者，询臣以可行之策，谕臣以不倦之意，恳恻郁悼，发于至诚，此真圣王思至理求过言之明旨也。斯则陛下之，已宏于前代，臣之才识，劣于古人，辄过言，以裨陛下明德万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谓言之必可行也，用之必可明也，且使后代知陛下践祚之后，有朴直敢言之臣焉，无俾文帝贾谊专于汉代。然后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诚所甘心也。谨以过言，昧死上对。　伏蒙陛下赐臣之策，有思兴礼乐之，念救疲？之方，辨惩往戒来之宜，审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实万叶之福也，岂惟一代之人受其赐而已哉！臣闻疲病之作，有因缘焉，救疗之方，有次第焉，臣请为陛下究因缘陈次第而言之。臣闻太宗以神武之姿，拨天下之，元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当二宗之时，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远无不服，近无不和。贞观之功既成，而大乐作焉，虽六代之尽，无不举也；开元之理既定，而盛礼兴焉，虽三王之明备，无不讲也。礼行故上下辑睦，乐达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怀仁，刑清而兆民自化，动植之类，咸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于此矣。洎天宝以降，政教浸微，寇既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月？，以至于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谓疲病之因缘者也，岂不然乎？　由是观之，盖人疲由乎税重，税重由乎军兴，军兴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则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销，未销寇戎而望兵革之息，虽太宗不能也；未销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虽元宗不能也。何则？事有所必然，虽常人足以致，势有所不可，虽圣哲不能为。伏惟陛下将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将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将销兵革，先念销寇戎；将销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则下无诈伪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销矣；寇戎销，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