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非者，举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而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馀则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众耳，迹升清贯，贤俊，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馀诗句，亦往往在人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霞寓者，聘娼，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女之，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古人云：“名者公，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窃时之富贵，使已为造者，肯兼与之乎？今之？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谪在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给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箧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首。自拾遗来，凡所遇所，关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玩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务牵于外，情动于内，随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短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然突然，陈力以；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而退。退，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焉。其馀“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发于一笑一，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清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重，必待后，然后人贵之。今仆之诗，人所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也。今所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千百年后，安知复无足下者，而知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同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如今年游城南时，与足下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陂归昭国里，迭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馀，樊李在傍，无所措。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而何？偶同人当景，或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当此之时，足下兴有馀力，且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掇，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众君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叹息矣。又仆尝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律，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