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司印信。

官正一品，银印，三台，三寸四分见方，厚一寸。

六部、都察院和在外的各都司，都是正二品，银印，二台，三寸二分见方，厚八分。

其余正二品、从二品官，银印，二台，三寸一分见方，厚七分。

惟独衍圣公以正二品，有三台，银印，是景泰三年赐予的。

顺天、应天二府都是正三品，银印，二寸九分见方；厚六分五厘。

其余的正三品、从三品官，都是钢印，二寸七分见方，厚六分。

只有太仆、光禄寺和在外盐运司，都是从三品，钢印，长宽各减少一分，厚度减少五厘。

正四品、从四品，都是钢印，二寸五分见方，厚五分。

正五品、从五品，都是铜印，二寸四分见方，厚四分五厘。

只有在外各州从五品，铜印，长宽各减少一分，厚度减少五厘。

正六品、从六品，都是钢印，二寸二分见方，厚三分五厘。

正七品、从七品，铜印，二寸一分见方，厚三分0正从八品，都是铜印，二寸见方，厚二分五厘，正、从九品，都是钢印，一寸九分见方，厚二分二厘。

九品官以外，没有入流内的官员，用铜制绦记，宽一寸三分，长二寸五分，厚二分一厘。

以上都是直形印纽，刻九迭篆文。

起初，杂职人员也是方印，到洪武十三年纔改为条记。

所有百官的印信，只有文渊阁为银印，直形印纽，一寸七分见方，厚六分，刻以小篆篆文，确实推重它。

武将中被委以重任的，征西、镇朔、平蛮等将军，用银印，虎形印纽，三寸三分见方，厚九分，刻以柳叶形篆文。

洪武年问，曾经用上公佩带将军印，后来以公、侯、伯以及都督充任总兵官，称马“挂印将军”

有战争征伐，就命令总兵佩印前往，凯旋回师就把所佩的大印上交给朝廷。

此外，只有漕运总兵，印信和将军印相同。

那些在外地镇守的总兵，参将挂印，是洪熙元年开始的。

有挂将军印的文臣，王骥以兵部尚书征讨湖、贵苗人，挂平蛮将军印；王越以左都御史镇守大同，挂征西将军印。

其它文武大臣，有接受皇上敕令而权力大的，有的人赐予铜制关防，直形纽，宽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用九叠篆文镑刻，即使宰相巡行边疆，与部曹官没有差异。

只有正德时期，张永征伐安化王，用金铸印，嘉靖年问，顾鼎臣留守京城，用象牙雕刻关防，都是特赐。

当初，太祖重视御史一职，分河南等为十三道，每道铸造二颗印，印上文字为“绳愆纠缪”，守院御史掌管其中一颗，另一颗藏在内府，有事就受印而出京，复命时就交回它。

洪武二十三年，都御史袁泰说各道的印信篆文相同。

于是皇上下令改制成某道监察御史，那些接受差遣的，就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铜印直形印纽，有孔，一寸五分见方，厚三分，刻以八叠篆文。

成祖初次临幸北京时，有一个官署拥有二三颗印的，夏原吉更是兼掌九卿印信，众分曹官都在朝房裁定，他的责任很重。

明朝初年，赐给高丽金印，龟形印纽，三寸见方，刻文为“高丽国王之印”

赐给安南镀金银印，驼形印纽，三寸见方，刻文为“安南国王之印”

赐给占城镀金银印，驼形印纽，三寸见方，刻文为“占城国王之印”

赐给吐蕃金印，驼形印纽，五寸见方，刻文为“白兰王印”

符牌。

凡是宣召亲王时，必定派遣官员拿着金符前往。

亲王到藩王府以及出京镇守、巡抚诸官奏请验核符牌，都听从兵部所奏，行文尚宝司领取符牌。

洪武二十六年定下制度：凡有公务差遣，把军情重要事务以及奉旨差遣供给驿者，兵部已经给予验对的符契，就到内府，领取符牌，供给驿马前去，事完上缴。

嘉靖三十七年制定制度：南京、凤阳守备的内外官员，和各处镇守总兵、巡抚，以及各守一方不受镇守统辖指挥的内外守备，一并领取符牌上奏政事。

凡是监枪、整饬兵备，和一城一堡的守备官，不准领取符牌。

它的形制是，上面织有船马的形状，骑马出行用马字号，坐船出行用水字号，骑两匹马出行用达字号，骑一匹马出行用通字号，用航程有驿站依次接待的官船出行的用信字号。

洪武四年开始制作宝金牌。

凡是军事机要文书，从都督府、中书省长官以外，不准擅自上奏。

有诏令调动军队，中书省同都督府同时审察上奏，然后各自拿出所藏的金牌，入朝请求用宝玺。

又制造军中调动征发军队的符牌，用铁制成，长五寸，宽是长的一半，上面嵌两条飞龙图案，下面嵌两头麒麟图案，头部为圆孔，用红丝带贯穿0曾经派遣官员拿着金牌、信符到西番，用茶换马。

这种牌有四十一块，上号藏于内府，下号交给各番，用篆文铸刻“皇帝圣旨”，左面是“合当差发”，右面是“不信者斩”o二十二年，又颁发给西番金牌、信符。

这之后番官前来通好，都拿着原来颁发给的符牌而来。

丞乐二年，制造信符、金字红牌赐给云南众蛮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