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

以前的制度，会试选取才士，不分南北。

从洪武丁丑年，考官刘三吾、自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都是南方之士。

三月，廷试，选拔陈郊为第一。

皇帝因所取偏好发怒，命令侍读张信等十二人重新阅卷，陈郊也在被选中之列。

皇帝还是愤怒不息，尽诛白信蹈以及张信、陈郊等人，刘三吾谪戍边地，皇帝亲自阅卷，选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

六月，重新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名。

都是北方之士。

但是直到永乐年问，不曾分地选取。

洪熙元年，仁宗命令杨士奇等人决定取士的名额，南方十六人，北方十四人。

宣德、正统年间，分为南、北、中卷，以一百人为标准，便南方取五十五名，北方取三十五名，中间取十名。

景泰初年，诏令遵循永乐年问的规程。

景泰二年即辛未年，礼部正要奉行，但给事中李侃提出争议，说：“部臣想专以文词取士，多选取南方人0”刑部侍郎罗绮也支持李侃之言。

事情下发礼部，回奏：“臣等奉诏书，不是为私事请求。”景帝命令遵照诏书办理，不听从李侃的建议。

不久，给事中徐廷章又请求依照正统年间的规程。

景泰五年即甲戌年，会试，礼部上奏请求皇帝裁定，于是又听从徐廷章的建言，分焉南、北、中卷。

南卷，应天以及苏、松等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

成化二十二年，万安执政，周洪谟焉礼部尚书，两人都是四川人，便趁布政使潘稹的请求，南、北各减少二名，以增加中卷录取名额。

弘治二年，，又依从原有制度。

以后沿袭不改变。

只是正德三年，给事中趟铎禀承刘瑾指使，请求扩大河南、陕西、山东、山西乡试的名额。

于是陕西增加焉一百名，河南为九十五名，山东、山西都是九十名。

而认为会试分南、北、中卷不均衡，便增加四川名额十名，并入南卷，其余并入北卷，南、北都选取一百五十名。

原来刘瑾是陕西人，而阁臣焦芳是河南人，代皇帝批答奏章便相附和，各自谋求满足个人私心。

刘瑾、焦芳倒台之后，立即又恢复旧制。

以前的制度，两京举行乡试，主考官都使用翰林。

而各省的考官，原先是在儒官、儒士中聘任明经公正的人担任，所以有不在朝班之列而多次执掌考试权柄的。

景泰三年，命令布、按二司会同巡按御史，推荐现任教官，年龄在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文学廉洁谨慎的，聘任充当考官。

于是教官主持考试便成为规定的制度。

此后，主管部门谋求私利，聘请的人有时不是贤才，考试时的监临官又常常侵夺考官的职权。

成化十五年，御史许进请求各省都按照两京的规程，特别命令翰林主考。

皇帝训论礼部严厉整饬徇私的弊端，而不听从许进的请求。

多次戒禁外帘官不得侵夺主考官的权力，考官不适当，便连同举蔫的人一同治罪。

又命令提学考核确定教官的等次，以备聘任。

然丽相沿已久，积累的恶习难以改变。

弘治十四年，执掌园子监谢铎上言：“考官都是御史方面所征召，职位名分已卑下，听凭他指挥使唤，外帘官预先确定取与不取，名义上是防备，实际上是暗中勾结，而科举的办法遭到破坏。

请求敕命两京的大臣，各自选举部属官中一向有文才声望的，每省派二人主考，或许先前的弊端可以革除。”当时未能听从。

嘉靖七年，采用兵部侍郎张璁的建议，各省的主考官都选派京官或进士，每省二人赶往考场。

当初，两京房考也都选取教官，到此时，命令各加科部官员一人，查阅两科、两京房考，又罢除科部不再专门派遣官吏，而各省主考也不派遣京官。

到了万历十一年，下诏规定科场的有关事情。

部议重新采用张璁的建议，称：“那个时候因为主考与监临官礼节上有小的嫌疑，所以施行仅仅两科便罢除了，现在应该仍旧派遣朝廷京官。”因此浙江、江西、福建、湖广都选用编修、检讨，别的省选用科部官吏，而同考官也多选用进士，教官只选取一二名而已。

因为从嘉靖二十五年听从给事中万虞恺建议，各省乡试精审地聘任教官，不够便聘请外省的推官、知县来补充考官。

嘉靖四十三年，又听从南京御史上奏，两京同考官用京官进士，《易》、《诗》、《书》各二人，《春秋》、《礼记》各一人，其余纔参用教官。

万历四年，又议两京同考官、教官衰老的遣返回去，北京在观政进士、候补甲科进士中取足，南京在附近知县、推官中取用。

至此，教官更加受到排斥。

开初的制度，会试时，同考官八人，三人聘用翰林，五人聘用教官。

景泰五年，听从礼部尚书胡淡的请求，都用翰林、部曹官。

此后，房考渐渐增加。

到正德六年，命令用十七人，翰林十一人，科部各三人，分《诗经》房五人，《易经》、《书经》各四人，《春秋》、《礼记》各二人。

嘉靖十一年，礼部尚书夏直议论科场三件事，其一说会试同考官，按例用讲读十一人，现在讲读只有十一人，应当全部入场，纔足够履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