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于资格。

选择人有选中就授官侍郎的，而任盛、司的最多，进士、监生以及被举荐的人，交错着使用。

给事、御史，官员中也初次授官者与升迁者各占一半。

永乐、宣德以后，渐渐按照资格授官，而台省还是多初授官。

至弘治、正德以后，纔拘守资格，举拔、贡举虽然与进士并称正途，但是轻重高低，不异于天上地下。

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说：“开国之初，举人登上八座成为名臣的很多。

以后进士纔渐被看重，而举人地位很轻，到了现在已达极点。

请求从授官以后，只考核政绩，不过问其身份资历。”然而形势已经积累深重，不能复返。

崇祯年问，上言的人多次申论“三途并用”的道理，问或推荐一二举人如陈新甲、孙元化这样的人，放在显要官位，但最终在高官位上倾覆。

任用武举人陈启新为给事，也声败名裂。

于是朝廷又认为不如按照资格任用。

而进士误国的人也真正不少。

给事中、御史全称科道。

每科五十人，每道一百二十人。

明朝初年至天顺、成化年间，进士、举贡、监生都能选拔补官，那些升迁为给事中、御史的人，推官、知县之外，有的由学官充任。

其后，监生和新考中的进士都不能参与。

或者由庶吉土改授，或者取由内外科目作官三年考核期满的考核选用。

京官则两京五部主事、中书、行人、大理评事、太常博士，国子监博士、助教等，地方官则推官、知县。

从推官、知县选入的，叫做行取。

其中有特荐的，则任官期限虽然没有满，也能够参与考选。

考选要枧科道缺额而定，多少无确定额数。

其授予官职，吏部、都察院协同拟定，给事之官都是实补，御史必须试用一年纔实际授官，祇有庶吉士不这样。

嘉靖、万历年间，曾经下令部曹官不许改科道，后来也间或施行。

举贡、推官、知县，按规程能够与进士一同考选，大抵仅仅占四分之一。

嘉靖年间，曾经命令监生参与选拔，不久又罢除不施行。

万历年间，各种制度都废弛了。

万历二十五年，台省新旧人数不足应当额定设置人数的一半。

万历三十六年，一科只有几个人，每道祇有二人。

南科用一个人代理九个人的职务长达二年，南道也只有一个人。

内台已空虚，京城之外的官员也缺额，淮、扬、苏、松、江西、陕西、广东、广西、宣、大、甘肃、辽东巡按以及陕西的茶马官，河东的盐课官，缺空达数年。

给事中陈治则请求紧急考核选录，没有回复。

万历三十九年，考核选用的奏疏呈上，又留宫中不下发。

推官、知县拟提拔为台省官员，候命于京城，离去与留下不能自如。

万历四十六年，掌河南道的御史王象恒又上奏说：“十三道御史在官位的只有八人，六科给事中只有五人，而册封典试等差职，以及内外巡察四方上报期满告病请求替代的奏疏接踵而至，应当赶快商议变通的办法。”大学士方从哲也上奏说：“考核选拔众臣，等候六年，艰难困苦都全部尝到了。

吏部商议咨询礼部、都察院按官次列出差额，都是权宜的办法，不如特别允准各部自己推选，让众臣受命供职，足以保存施政的要领。”而皇帝始终都不回复。

到光宗初年，前后考核选官的奏疏全都下发，而台省的官员一朝纷然罗列。

考核选拔的规程，优秀的授予给事中，其次的授予御史，又其次的由部曹任用。

虽然临时考试，而事先有调查的底单，出于九卿、台省等臣之手，往往据以作为高低的依据。

崇祯三年，吏部考核选拔结束，上奏应提拔给事、御史若干人，而以中书二人，调查填写的底单，内容褒贬互有不同，便详细地疏列上奏，请求皇帝决定。

皇帝责备他们推诿，命令重新商议确定，而不责怪填单调查的体制不对。

京官如果不是进士便不能考核选拔，推官、知县则举贡都可以调任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