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五年从给事中律奏，乃复常存积四六分之制。然是时馀盐盛行，正盐守支日久，愿中者少；馀盐第领勘合，即时支卖，愿中者多。自弘治时以馀盐补正课，初以偿逋课，后令商人纳价输济边。至嘉靖时，延绥用兵，辽左缺饷，尽发两淮馀盐七万九千馀引于二边开中。自是馀盐行。其始尚无定额，未几，两淮增引一百四十馀万，每引增馀盐二百六十五斤。引价，淮南纳银一两九钱，淮北一两五钱，又设置、科罚名，以苛敛商财。于是正盐未派，先估馀盐，商灶俱困。黠者藉官买馀盐，夹贩私煎。法禁无所施，盐法大坏。

旧例中盐，榜召商，无径奏者。富人吕铭等托势要奏中两淮存积盐，中旨允之。尚书昂不能执正，盐法之坏自此始。势豪多搀中，商人既失利，江南、北军民因造遮洋大船，列械贩盐。乃为重法，私贩、窝隐俱论死，家属徙边卫，夹带越境者充军。然不能遏止也。十九年颇减存积之数，常七分，而存积三分。然商人乐有见盐，报中存积者争至，遂仍增至六分。淮、浙盐犹不能给，乃支长庐、山东以给之。一人兼支数，远不及亲赴，边商辄贸引于近地富人。自是有边商、内商之分。内商之盐不能速获，边商之引又不贱售，报中寝怠，存积之滞遂与常等。宪宗末年，阉宦窃势，奏讨淮、浙盐无算，两淮积欠至五百馀万引，商引壅滞。

先是成化初，都御史韩雍于肇庆、梧州、清远、南雄立盐厂，官盐一引，银五分，许带馀盐四引，引银一钱。都御史秦纮许增带馀盐六引，银六钱。及是增至九钱，而不复官引。引目积滞，私盐通行，乃用郎中丁致祥请，复纮旧法。而他商人夹带馀盐，掣割纳价，惟多至三百斤者始罪之。

至孝宗时，而买补馀盐之议兴矣。馀盐者，灶正课外所馀之盐也。

当是时，商人有自永乐中候支盐，祖孙相代不得者。乃议仿洪武中例，而加钞锭以偿之，愿守支者听。又以商人守支年久，虽减轻开中，少有上纳者，议他盐司如旧制，而淮、浙、长芦以十分为率，八分给守支商，曰常，二分收贮于官，曰存积，遇边警，始召商中纳。常、存积之名由此始。凡中常者价轻，中存积者价重，然人甚苦守支，争趋存积，而常壅矣。景帝时，边圉多故，存积增至六分。中纳边粮，兼纳谷草、秋青草，秋青草三当谷草二。

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馀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二十七年令开中者止纳本粮草。三十二年令河东以六十二万引为额，合正馀盐为一，而革馀盐名。时都御史王绅、御史黄国用议：两淮灶馀盐，每引官给银二钱，以充工本，增收三十五万引，名为工本盐。令商人中额盐二引，带中工本盐一引，抵主兵年例十七万六千两有奇。从其请。

广东之盐，例不境，商人率市守关吏，越市广西。巡抚叶盛以为任之则废法，禁之则病商，请令米饷边，乃许境，公私利焉。成化初，岁洊灾，京储不足，召商于淮、徐、德州次仓中盐。

淮、浙、长芦引盐，常四分，以给各边主兵及工役振济之需；存积六分，非国家大事，边境有警，未尝妄开。开必边臣奏讨，经覆允，未有商人擅请及专请淮盐者。弘治间，存积盐甚多。正德时，权幸遂奏开残盐，改存积、常皆为正课，且皆折银。边臣缓急无备，而势要占中卖窝，价增数倍。商人引纳银八钱，无所获利，多不愿中，课日耗绌。黠者夹带影，弊端百。盐臣承中珰风旨，复列零盐、所盐诸目以假之。世宗登极诏，首命裁革。未几，商人逯俊等夤缘近幸，以增价为名，奏买残馀等盐。尚书秦金执不允，帝特令中两淮额盐三十万引于宣府。金言：“人占中淮盐，卖窝罔利，使山东、长芦等盐别无搭，积之无用。亏国用，误边储，莫此为甚。”御史世魁亦争之。诏减淮引十万，分两浙、长芦盐给之。金复言：“宣、大俱重镇，不宜令商自择便利，但中宣府。”帝可之。已而俊等请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从其请。

初，淮盐岁课七十万五千引，开边报中为正盐，后益馀盐纳银解。至是通前额凡一百五万引，额增三之一。行之数年，积滞无所售，盐法壅不行。言事者屡陈工本为盐赘疣。以国用方绌，年例无所，因之不变。江西故行淮盐三十九万引，后南安、赣州、吉安改行广盐，惟南昌诸府行淮盐二十七万引。既而私贩盛行，袁州、临江、瑞州则私广盐，抚州、建昌私福盐。于是淮盐仅行十六万引。数年之间，国计大绌。巡抚森疏其害，请于峡江县建桥设关，扼闽、广要津，尽复淮盐额，稍增至四十七万引。未久桥毁，增额二十万引复除矣。

武宗之初，以盐法日坏，令大臣王琼、张宪等分清理，而庆云侯周寿、寿宁侯张鹤各令家人奏买长芦、两淮盐引。尚书韩文执不可，中旨许之。织造太监崔杲又奏乞长芦盐一万二千引，以半予之。帝全予，大学士刘健等力争，李东语尤切。帝不悦。健等复疏争，乃从议。权要开中既多，又许买馀盐，一引有用至十馀年者。正德二年始申截旧引角之令，立限追缴，而每引增纳纸价及振济米麦。引价重而课壅如故矣。

洪武初制，商支盐有定场，毋许越场买补；勤灶有馀盐送场司，二百斤为一引，给米一石。其盐召商开中，不拘资次给与。成化后，令商收买，而劝借米麦以振贫灶。至是清理两淮盐法，侍郎李嗣请令商人买余盐补官引，而免其劝借，且停各边开中，俟逋课完日，官为卖盐，三分价直，二充边储，而留其一以补商人未盐价。由是以馀盐补充正课，而盐法一小变。

抚周忱兼理盐课。忱条上铸铁釜、恤卤丁、选总、严私贩四事，且请于每年正课外，带徵逋课。帝从其请。命分逋课为六，以六载毕徵。

十三年，给事中怀理言：“盐法之坏，其弊有六。开中不时，米价腾贵，召籴之难也。势豪大家，专擅利权，报中之难也。官司科罚，吏胥侵索，输纳之难也。下场挨掣，动以数年，守支之难也。定价太昂，息不偿本，取赢之难也。私盐四，官盐不行，市易之难也。有此六难，正课壅矣，而司计者因设馀盐以佐之。馀盐利厚，商固乐从，然不以开边而以解，虽岁距万，无益军需。尝考祖宗时，商人中盐纳价甚轻，而灶煎盐工本甚厚，今盐价十倍于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盐使不行也？故通盐法，必先馀盐，馀盐，必多减正价。大抵正盐贱，则私贩自息。今宜定价，每引正盐银五钱，馀盐二钱五分，不必解赴太仓，俱令开中关支，馀盐以尽收为度。正盐价轻，既利于商；馀盐收尽，又利于灶。未有商灶俱利，而国课不充者也。”事下所司，覆，以为馀盐银仍解如故，而边饷益虚矣。至二十年，帝以变盐法由馀盐，敕罢之。淮、浙、长芦悉复旧法，夹带者割没官，应变卖者以时估为准。御史吴琼又请各边中盐者皆输本。然令甫下，吏尚书许讃即请复开余盐以足边用。覆从之，馀盐复行矣。

先是，十六年令两浙僻邑，官商不行之，山商每百斤纳银八分，给票行盐。其后多侵夺正引，官商课缺，引壅二百万，候掣必五六载。于是有预徵、执抵、季掣之法。预徵者，先期输课，不得私为去留。执抵者，执现在运盐程，复持一引以抵一引。季掣，则以纳课先后为序，不得迟于夏，夏不得超于也。然票商纳税即掣卖，预徵诸法徒厉引商而已。灵州盐池，自史昭中之议行，边饷亏缺，甘肃米直石银五两，因奏停中，召商纳米中盐。

三十九年，帝整盐法，乃命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理淮、浙、山东、长芦盐法。懋卿，严嵩党也，苞苴无虚日。两淮额盐银六十一万有奇，自设工本盐，增九十万，懋卿复增之，遂满百万。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残盐，共得银几二百万，一时诩为奇功。乃立克限法，每卒一人，季限获私盐有定数；不及数，辄削其雇役钱。逻卒经岁有不得支一钱者，乃共为私贩，以矣大利，甚至劫估舶，诬以盐盗而执之，毒遍海滨矣。嵩失势，巡盐御史徐爌言：“两淮盐法，曰常，曰存积，曰乡，共七十万引有奇。引二百斤，纳银八分。永乐以后，引纳粟二斗五升，下场关支，四散发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