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皇帝厌恶听到直言,一概加以贬斥。我的确不忍心贤明的皇上蒙受拒绝劝谏的名声,兴盛的朝廷出现蛮横的责罚,所以冒死罪多次陈述。如果依顺违心的事,保求俸禄,苟且容忍污浊,汲黯所说‘使皇上陷入不义的污潭’,我至死也不敢说出这种话,希望皇上赐我告老还乡。”
皇帝接到奏章后不下发。次辅赵志皋也替王家屏详细奏请。于是皇帝责备王家屏希求名声诳称有病。
王家屏再次上奏称:
“名誉,不是我所敢抛弃的,不过我所希望的是陛下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我做尧、舜的臣子,就名垂千载,没有其他荣耀。如果徒然侵犯龙颜触犯禁忌,抗争惹事,被谴责而罢官回乡,有什么名声?必定就不希求名声,将使我身居高官,家庭享受丰厚的俸禄,不纠正圣上的差错,不匡扶政治的危乱,可以称得上是不希求名誉的大臣吗,国家依赖什么呢?若换成我抛弃名誉于不顾,以逢迎为喜悦,取阿谀的嘴脸,许敬宗、李林甫式的奸诈谄媚,没有不能做的,九庙的神灵必然会暗地诛杀我,难道是特意得到李献可等诸大臣已经得到的罪名吗?”
奏疏呈入宫中,皇帝更加不高兴。派内侍到他府邸,责备他直接反驳皇帝的批示,故意刺激圣上发怒,并称病要挟君王。王家屏申辩:“谏言涉及至亲,不应该发怒。我和诸位大臣只知道为了宗庙社稷的大计,尽力劝谏以为效忠罢了,岂敢有意刺激皇上动怒呀?”因此更加极力地请求辞职。有人劝他稍作等待以便完成大事。王家屏称“:皇帝为所欲为是由于大臣保求俸禄,小臣畏惧治罪,有轻视群臣的心思。我认为大臣要不恋爵禄,小臣要不畏惧刑罚诛杀,事情可能有救。”于是又两次奏疏恳请。诏令他乘驿车回乡。王家屏执掌国政仅半年,又大半闭门,因为刚直辞官,朝野都为此惋惜。经过八年皇储之位才确定。皇帝派官员传敕令问候他,赏赐他金币、羊、酒。又过了两年,他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追赠少保,谥号文端。熹宗即位,再追赠为太保,任用他的一个儿子为尚宝丞。
王家屏闲居在家的时候,朝廷对朝鲜作战。他致函经略顾养谦说“:过去卫国被狄人消灭,齐桓公率领诸侯修筑楚丘城,《春秋》赞赏他的大义;没有听说就与狄人结仇怨,联络诸侯的兵马讨伐他们的。现在只管心存会稽的耻辱,刺激朝鲜,以筑楚丘之城的功绩,奖励全体将领官吏,不做主人而做客人就是善事啊。”顾养谦不采纳,在朝鲜作战几年没有战功。他的深识谋略,就是如此。
陈于陛,字元忠,大学士陈以勤的儿子。隆庆二年(1568)的进士。选任庶吉士,授职为编修。万历初年,参与编修世宗、穆宗两朝的实录,担当日讲官。调任侍讲学士,晋升为詹事,负责翰林院。奏请皇帝早日建立东宫。万历十九年(1591),任命为礼部右侍郎,掌管詹事府的事务。第二年改任吏部职,晋升左侍郎,教导庶吉士。奏称嫡长子不应该分封为王,奏请及时册立太子以便储君的培养,并请求皇帝早上临朝处理政务,都没有答复。他又在第二年晋升为礼部尚书,仍然负责詹事府的事务。
陈于陛从小跟随父亲学习国家的历史。做了史官,更加研究经邦济世的学问。因为前代都撰修了国史,奏疏说:“我考察史学家的方法,纪、表、志、传称为正史。宋代距离我朝较近,制度更加可以考究。真宗祥符年间,王旦等人撰修呈献太祖,太宗两朝的正史。仁宗天圣年间,吕夷简等人增补了真宗朝,命名为《三朝国史》。这就是当朝的君臣自己撰修当朝正史的明显例证。我朝的史籍,只有列圣的实录,正史空缺不讲。观看朝野的撰书,可供采选不用考虑的就有数百种。倘若不及时收集,岁月久远,卷帙散失脱落,老人渐渐去世,事迹缺乏论据。想成为信史,将不可能求得。只有陛下马上颁布明令,设馆局编辑,使一代的经籍制度、典章,显然可以考察,鸿谋伟烈,光照天地,难道不是万世不朽的盛事吗?”诏令依从他。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便命令词臣分类编纂,由陈于陛和尚书沈一贯、少詹事冯琦担任副总裁,而内阁大臣任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