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五军利用这些游击区和据地的发展，悄悄运输一些军火、资东北。为了这事，傅保田又派了一个大队了河，不过这些官兵平时都不穿军装，而是穿商人和百姓的衣服，有特别大队的味。对外说是生意的，或者是运输的脚夫。这些人分布在河各地，但主要是在朝和开鲁两地。

可一九三二年七月中旬石本权四郎到朝时，这儿已经改朝换代了！他让朱霁青的手下李海峰给抓起来了。如果是让抗五军抓了，恐怕会照与汤玉麟的协议，悄悄关押的。但李海峰不一样，他是大肆宣传的。在辽宁的日军知了，先派汉来用钱赎，被李海峰拒绝；后来又派五百个鬼来攻打，想抢回石本权四郎。虽然抗五军主力已经关，但在朝留有二千多人，加上朱霁青的队，朝的抗日武装不弱。五百个鬼怎么可能占便宜？攻被打退了，没抢到人。李海峰脆开了个群众大会，把石本权四郎公开决了！

共济会又发挥了扶贫济困的经验，办农牧场、发展生产和商业…河的山区多了一，但人密度低，基本条件实际上比西北贫困地区要好，现在的经济情况都是让“汤大虎”给害惨的。

这事让日军海军大松了一气，他们的军舰活动范围又扩大了一。这潜员控的鱼雷，封锁长江、封锁港可以，到大海上，就没什么用了。

因为通辽、突泉一带成了抗日游击区，相当于建立了一条从河开鲁经突泉，再顺大兴安岭北上黑龙江的后勤补给线。而辽宁的补给更近，从河和河北都可以直接供给辽宁。

石本权四郎是日军来河执行拉东北军军官当汉任务的特务“联络员”由于汤玉麟和他一些手下的策略，就是希望他们能不不地当个两面逢缘的“缓冲地带”继续当他的河“土皇帝”所以，对这一类的“东洋朋友”都是客气接待的。

忙了一年，财迷准备在上海过元旦和节，并且静下心来搞潜艇的设计制造。可是，日军是不会让财迷安心搞研究和建设的，他们可真是心急，也不冬天和新年要到了，计划乘最冷的三九天到来之前，就对河北和河下手了。

汤玉麟和他的队是知这些是抗五军，不敢像对其它商人一样收税检查的；连共济会的商人（农村供销社的）和平安联运的货，他们也不敢检查了。其他商人就与共济会拉关系，也来搭顺风车。这也是汤玉麟对地方收税收得太利害了给的：税多不说，还有让人提前几年、甚至几十年税的事！这么压迫百姓，使百姓相当贫困；河老百姓对他们恨得不得了。参加共济会后，就有人与“政府”讲理，汤玉麟的人也不敢太过分了。在这个条件下，共济会在河想发展慢都困难！商人、农民们，虽然税还得，至少比以前合理了一（在财迷看来，还是很不合理！）。

对这个局面，田中也觉得无计可施，反而倾向于放弃东北、放弃大华的一派了。在日军的海军中，持这一态度的人不少。

汤玉麟对共济会在河的发展是非常不乐意的！但抗五军在上海和东北的几个大胜仗，让他知这支队比日军还要利害！再说，全国的人民都是支持他们的，如果敢与共济会闹反，光舆论就可以把他轰下台了。另外，张少帅说了要支持他们，只好算了，少搜括一，总比没搜括的。

汤玉麟不敢得罪抗五军，不光因为共济会、抗五军实力大，还因为抗五军的抗日对保卫河有直接的作用：几个月前日军已经利用石本权四郎失踪事件对河行了挑衅，要不是抗五军在吉林、黑龙江打得利害，日军没有兵力来打河，否则恐怕早就攻打河了。

作战的军火，将来都是从这儿生产的。可从这个时空的情况看来，怕不会是这个样了，不解决抗日武装的问题，如果要在满州搞生产，代价将是很的。

田中在下半年发明了无线电输送声纳、应炸弹后，还分析了抗五军的上敢死队用的是人推鱼雷。现在上海的日军情报网也已经基本证实这个推测，抗五军的上敢死队保密工作得再好，也有疏漏，被日军知了为他们提供后勤的人。也知了他们在训练中，本没有用过燃油，说明他们没有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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