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抗日武装，对这些政治理一不重视，就把政府事务给共济会来，他们只要每个月能拿到地方上供给的一定量粮等品就行。他们对地方理完全是外行，如果由他们来，就这征粮工作他们都不一定能好，与百姓的矛盾反而大。现在好了，都给了共济会的行政人员，他们与老百姓反而客客气气的，省事了。

科辉产业这一年的收益比上一年又有新的提，这不光是因为抗菌素应用更普及、销售量增加，而且因为其他各企业更多了、产能也都有扩大、利上升，农业、渔业也都不用补贴、略有盈利，特别是联合银行的利，相当的大。科辉总的利达到三千多万元。

这样，共济会在东北的游击据地，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

自己的地盘。他们的粮等供给也是由自己的地盘里的居民提供的。但他们除了收“抗日捐”并为这此民众提供一定保护之外，就不其它事了。

九一八后，辽宁、吉林等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一度是日军扶植的伪政府，而这时很多九一八之前的政府官员已经关内，或者当了伪政府的官。可后来日伪军没能力守这些地方，又让抗日武装给占领了，伪政府自然也垮台，但政府机构却现了真空。

共济会中间有一批血青年学生，力不太好，当兵不一定行。但经过短期培训后，就成了这行政，派到各地去当乡镇。这个时空地方官员少，一个镇只要一、二个就把利路、工商经济、税收、公证、法、教育…，N班都兼起了，还兼顾了宣传共济会国民理论。不过平心说来，这个时空农村要理的事确实也并不太多。一个县，也不过是十多个就行了。

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抗日武装就成了这些地方的“理者”但实际上他们本没什么理可言，也就是凭自己需要大概地收缴一些钱粮。有些队也就找一些乡绅什么的面，他们的要求张罗收粮。

而用于抗日义勇军的开支、军火开支是一千余万；今年民众对抗五军的捐款比去年少，只有不到一百万。这是因为民众的经济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持久地捐；另外是东南亚的经济受欧国家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形势很不好。加上科辉学校的开支一百多万，救济灾民、贫民一些，这方面支共计不到二百万。

而共济会抗五军则不同，他们在理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府，不光规章制度收税粮，还一些理者应该的事，包括发展工商经济、建设农田利、建设路等公共设施，也组织村庄一级的理者和民兵、调解群众间的纠纷等。由于共济会制定的收费比较合理统一，使共济会据地边上的地方，或者也发展成了共济会的理势力，或者有些抗日武装也用他们的收费制度。

倒是鞍山的投资最大，有四千多万，把科辉企业的利放去后，还欠联合银行贷款二千几百万。不过一年下来，鞍山已经有一些小型的油漆厂、选矿厂等开工了，可以产生效益了，投资已经有回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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