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很敬重才弥先生所作所为，宋哲元也是个恩的人，对才弥先生也很谢。萧作为二十九军的代表，当然是常来与才弥先生联络一下了。例如对福建政府的态度上，二十九军就来问一下才弥先生的意思，然后采取了相同的态度。

不过，不想让冯大帅介他们，不光是萧一个人，恐怕还有宋哲远等冯的好多老下的意思，只不过由萧面当了个“黑脸角”至于为什么老下都不想接受冯的领导，这需要冯大帅自己找一下原因了。在财迷看来，宋和萧等人还是蛮讲义气、知恩图报的。不过，给人恩惠的人也不能总指望人家“涌泉相报”的。你培养的、提拨的人，你也不能老是觉得自己是家长，把他们当自己小孩看待的。

结果在二月份，福建的事才告个段落，蒋中才提了一个“新生活运动”说要以传统的“礼、义、廉、耻”为主导思想，要“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还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的内容。这不会以对群众行教育为名，来推行他的“绝对领导”理论，并与共济会的“四讲三化”宣传抗衡吧？

而杜重远对《生活》周刊被查封耿耿于怀，于二月份就又创建了一份《新生》周刊。本来想命名为《新生活》的，现在蒋中才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就改为《新生》了。

傅作义的绥远省在京（南京）也有办事的，不过他们的代表与财迷直接往比较少。这不是说傅作义与才弥先生的联系少，而是傅作义边有个副官，就是共济会的代表。通过他直接与三龙他们联系，傅的任何事情，这个副官都可以知；这联络副官与共济会的联系，不受任何限制。有重大事情，双方都互通信息，互相讨论。过年过节，倒不一定有互相送礼，财迷知傅作义队缺少什么武，就提供一；傅作义就必然要回赠一些绥远的、什么的，有“君之淡如”的觉。相对而言，财迷喜这关系的：悄悄的，少时间，有实效，双方有情意相通的觉。

萧振瀛是东北人，与少帅也有关系，又与二十九军有这关系，与中央也有关系，人脉蛮广的。

不过财迷本没把什么“新生活运动”当一会事，他对共济会中自己的什么“四讲三化”也并没当什么事。作为另一时空的年青人，财迷总是很小看这类群众宣传活动的作用。再说，二月份，经济上有事要他理。

每年的新年，共济会总要个总结文件，讲一下去年共济会取得的成绩，鼓励一下大家，并讲一下对今年的一些要求。这些东西，都是屈国良他们在搞的，然后让才弥先生看一下，就可以发表了。对今年的要求，屈国良他们写得不少，要求会员们要加组织、纪律，学文化、学军事什么的，与去年也差不多。财迷把这些改为要“讲民主、讲科学、讲学习、讲纪律；组织化、合作化、军事化。”这“四讲三化”让会员们好记一。

实在太多，经过活动，又得以增加一个师的编制。现在，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打得，旅长赵登禹带伤奋战，立了功，于是，又增编了一个师，赵登禹为师长。二十九军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财迷的经济支持和萧振瀛的活动都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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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经济危机，对东南亚也有相当的影响，一些橡胶企业受影响比较大。二月份，新加坡的陈嘉庚之橡胶公司由于生橡胶积压，资金短缺，要准备破产了。陈嘉庚先生对国内的抗战作了不少捐助，也是科辉橡胶厂的供货商。这事让财迷知了，他上汇款过去，多买了好多橡胶。这时，大华联合银行的危机已经过去，所以，财迷让大华联合银行对东南亚的一些华人企业发放货款。华侨们如此国，如此殷切希望祖国大，现在他们有困难，共济会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陈嘉庚先生等人，对此也非常激（陈嘉庚的企业避免了另一时空破产的结果）。

据萧振瀛说，冯大帅到泰山隐居后，一直不甘寂寞，伺机起。当萧在有了权后，冯藉萧母办寿，特派闻承烈持其亲笔信及贺礼向萧联络，而萧则仍一再排斥冯推荐之人员，拒冯介，冯大帅对此很不满意，两人的裂痕变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