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办，或询诸民，从其所。”因为之罢北京、辽东盐使司。二十八年，尚书省论盐事，上曰：“盐使司虽办官课，然素扰民。盐官每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怀官盐，所至求贿及酒，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盐司苟图羡增，虽知其诬亦复加刑。宜令别设巡捕官，勿与盐司关涉，庶革其弊。”五月，创巡捕使，山东、沧、宝坻各二员，解、西京各一员。山东则置于濰州、招远县，沧置于州及宁津县，宝坻置于易州及永济县，解置于澄城县，西京置于兜答馆，秩从六品，直隶省，各给银牌，取盐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　不得于人家搜索，若盐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盗贩煮则捕之，在三百里内者属转运司，外者即随路府提所治罪，盗课盐者亦如之。

十一月，以旧制猛安谋克犯私盐酒曲者，转运司罪，遂更定军民犯私盐者皆令属盐司，私酒曲则属转运司，三百里外者则付提所，若逮问犯人而所属吝不遣者徒二年。

十二月，遂罢西京、解盐巡捕使。时既诏罢办盐钱，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广宁推官宋扆议北京、辽东盐司利病，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岁以十万余贯为额，辽东路以十三万为额。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五年正月，八小场盐官左荜等，以课不能及额，缴告敕。遂遣使视十三场再定，除涛洛等五场系设勾，可即日恢办，乃以荜所告八场，从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见课，依新例永相比磨。郎中李敬义等言：“八小场今新定课有减其半者，如使俱从新课，而旧课已办官，恐所减钱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钱数不复尽实附历纳官。”遂从明昌元年所定酒税院务制，令即日收办。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庆，谕有司曰：“比因猎，知百姓多有盐禁获罪者，民何以堪？朕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议之。”十二月，尚书郑俨等谓：“若令民计定课，民既输办钱，又必别市而，是重费民财，而徒增煎贩者之利也。且今之盐价，盖昔日钱币易得之时所定，今日与向不同，况太平日久，蕃息，盐岁课宜有羡增，而反无之，何哉？缘官估，贫民利私盐之贱，致亏官课尔。近已减宝坻、山东、沧盐价斤为三十八文，乞更减去八文，岁不过减一百二十余万贯，官价既贱，所售必多，自有羡余，亦不全失所减之数。况今府库金银约折钱万万贯有奇，设使盐课不足，亦足补百有余年之经用，若量为，必无不足之患。乞令平、滦办盐课亦宜减价，各路巡盐弓手不得自专巡捕，庶革诬罔之弊。”礼尚书李晏等曰：“所谓办者，既非名，又非良法。必杜绝私煮盗贩之弊，莫若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公私价同，则私将自己。又巡盐兵吏往往挟私盐以诬人，可令与所属司县期会，方许巡捕，违者察司罪之。”刑尚书郭杰等则谓：“平、滦濒海及太原卤地可依旧办，余同俨议。”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谓：“私煎盗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选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人家搜索。”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每斤减为二十文，罢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以办为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减作二十五文，似为得中。巡盐弓手可减三分之一，盐官巡须约所属同往，不同获者不坐。可自来岁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宝坻、山东、沧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发钞引未支者准新价足之，余从所请。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东北路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缓其征督。上命俟农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县擅科盐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东盐课不足，盖由盐司官巡不敢擅捕，必约所属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诏，自今如有盗贩者，听盐司官辄捕。民私煮及藏匿，则约所属搜索。巡尉弓兵非与盐司相约，则不得擅人家。三年六月，孙即康等同盐司官议：“军民犯私盐，三百里内者盐司罪，远者付提所，皆征捕获之赏于贩造者。猛安谋克人煎贩及盗者，所官论赎，三犯杖之，能捕获则免罪。又滨州渤海县永和镇去州远，恐藏盗及私盐，可改为永丰镇与曹山村，各创设巡检，山东、宝坻、沧盐司判官乞升为从七品，用士。”上命猛安谋克杖者再议，余皆从之。尚书省奏：“山东滨、益九场之盐行于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场止行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课，方之九场，大课不同。若令与九场通比增亏。其五场官恃彼大课，恐不用力，转生弊。”遂定令五场自为通比。旧法与盐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十二月，尚书省议山东、沧州旧法每一斤钱四十一文，宝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减为三十文，计减百八十五万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