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平四年，关中饥，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南安盐池，以益军实。青龙元年，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国以充实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诸军伐吴将诸葛恪，焚其积聚，恪弃城遁走。帝因广田积谷，为兼并之计，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地。艾以为田良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东下。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余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计施行。遂北临淮，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百尺二渠，上引河，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到京师，农官兵田，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有储，而无害，艾所建也。

及晋受命，武帝平一江表。时谷贱而布帛贵，帝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泰始二年，帝乃下诏曰：“夫百姓年丰则用奢，凶荒则穷匮，是相报之理也。故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理财钧施，惠而不费，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废久，天下希习其宜。加以官蓄未广，言者异同，财货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于穰岁而上不收，贫弱困于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令农功益登，耕者益劝，而犹或腾踊，至于农人并伤。今宜通籴，以充俭乏。主者平议，为条制。”然事竟未行。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厉于稼墙。四年正月丁亥，帝亲耕藉田。庚寅，诏曰：“使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先之劳之，在于不倦。每念其经营职事，亦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草，赐县令长相及郡国丞各一匹。”是岁，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商贩。其休假者令与父兄同其勤劳，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诏以“司隶校尉石鉴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遇年普饥而郡界独无匮乏，可谓能以劝教，时同功异者矣。其赐谷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农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属令史，有所循行。”帝从之。事见《石苞传》。苞既明于劝课，百姓安之。十年，光禄勋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顷。

汉自董卓之，百姓离，谷石至五十余万，人多相。魏武既破黄巾，经略四方，而苦军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议。魏武乃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兵足，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祗死，魏武后追思其功，封爵其。建安初，关中百姓荆州者十余万家，及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无以自业。于是卫觊议为“盐者国之大宝，自丧以来放散，今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百姓归者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关中，远者闻之，必多竞还。”于是魏武遣谒者仆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人果还，关中丰实。既而又以沛国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合，广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历代为利。贾逵之为豫州，南与吴接，修守战之，堨汝，造新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当黄初中，四方郡守恳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时济北颜斐为京兆太守，京兆自超之，百姓不专农，乃无车。斐又课百姓，令闲月取车材，转相教匠。其无者令养猪，投贵卖以买。始者皆以为烦，一二年中编皆有车，于田役省赡，京兆遂以丰沃。郑浑为沛郡太守，郡居下，涝为患，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兴陂堨，开稻田，郡人皆不以为便。浑以为终有经久之利，遂躬率百姓兴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倍常，郡中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魏明帝世徐邈为凉州，土地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及度支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锦犬，通供中国之费，西域人贡，财货通，皆邈之功也。其后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耧犁，及不知用，人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乃教作耧犁，又教使溉。岁终率计，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西方以丰。

二金，死者太半。刘曜陈兵，内外断绝，十之曲，屑而供帝，君臣相顾，莫不挥涕。元后渡江，军事草创，蛮陬赕布，不有恆准，中府所储，数四千匹。于时石勒勇锐，挻淮南，帝惧其侵，甚患之，乃诏方镇云，有斩石勒首者，赏布千匹云。

咸宁元年十二月，诏曰：“战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鄴奚官婢著新城，代田兵稻，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诏曰：“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以来，略不下，以为虑。主者何以为百姓计，促当之。”杜预上疏曰：

臣愚谓既以为困，当恃鱼菜螺蜯，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兗、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令饥者尽得产之饶，百姓不境界之内，旦暮野，此目下日给之益也。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大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

臣辄思惟，今者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汙，地皆多硗黾梗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

臣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