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就按住他车夫的手让车停下，仔细地听。过了好一会儿，让官吏把妇人抓来审问，原来是个亲手杀死自己丈夫的女人。第二天，他的车夫问：“夫子你是怎么知道的？”子产说：“她的哭声是恐惧的。凡是人对他亲爱的人，知道他病了就会忧愁，知道他快要死了就会担心，已经死了就会悲哀。现在她哭丈夫死去，不悲哀而是恐惧，这就可以知道其中必定发生了不正当的事情。”韩非听说这事就指责说：“子产不也多事吗！坏人一定要等自己的耳朵听到，眼睛看到之后才知道，那么郑国查出来的坏人就太少了。子产不依靠地方长官，不运用参照对比的方法进行考察，不明白法制，光靠自己尽力用耳听，用眼看，费尽心思来发现坏人坏事，不是也太没有方法了吗？”韩非指责子产，是对的；但他指责鲁缪公，就错了。妇人不悲哀，就像庞…是儿子不孝一样。既然指责子产靠耳闻目睹来发现奸妇，却又想要鲁缪公靠口问来确定坏人坏事。子产不依靠地方长官，而用耳闻来确定事实真象；鲁缪公也不依靠官吏，而用口问来确定真象。其实，耳闻和口问，是一回事，都不依靠官吏，都不参照对比。子服厉伯回答的话不能够用来确定事实真象，就像妇人的哭声不能够用来确定事实真象一样。不能够确定事实真象，子产就让官吏把妇人抓来审问情况。不能够确定事实真象，却不让官吏去审查，偏偏相信子服厉伯的话，就以未经证实的不孝事情来定庞…是儿子的罪，怎么行呢？

韩非说：“子思不把庞…是儿子的过失告诉鲁缪公知道，缪公反而看重他；子服厉伯把庞…是儿子的过失告诉鲁缪公知道，缪公却瞧不起他。人之常情都是喜欢被重视而讨厌被瞧不起，所以季平子作乱已形成，而鲁昭公还不知道。这就是鲁昭公被驱逐的原因。”鲁昭公被驱逐，是因为法制不明确呢，还是因为没有及早知道坏人呢？法制明确，即使不知道坏人坏事，坏人坏事也无从发生；法制不明确，即使天天寻找坏人坏事，就像决开水源，用手掌去堵洪水一样。车夫没有马嚼子，看见马要跑，无法去制止它。让王良手上拿着马缰绳，马就没有想跑的意思，这是驾驶有办法。如今不说鲁昭公没有好的政治主张，而是说他“没有早知道坏人”；不说他法制不明确，而说他“没有沟通下面的情况”韩非指责鲁缪公，跟他政治主张的基本思想是相违背的。

庞…是的儿子不孝，子思不说，鲁缪公看重他。韩非指责缪公，认为明智的君主发现好人就该奖赏，发现坏人就该杀掉。不孝的人，是低下愚蠢的人。低下愚蠢的人不懂礼义，顺随感情放纵欲望，跟鸟兽一样。说他们“恶”，可以；说他们“奸”，就不对。奸人外表和善内心凶狠，脸色严厉内心软弱，行为举动，模仿贤人，以求升官，向君主讨好献媚，怎么肯做出不孝，显露自己的恶劣行为，以自取被斥退和杀身的灾祸呢？庞…是的儿子可以说他不孝，但不能说他“奸”韩非说他“奸”，不符合“奸”的事实。

韩非说：“布帛有多有少，一般人不敢乱拿；闪亮的金子有百镒，跖也不会去夺取。”照这样说，法制明确，老百姓就不敢触犯。假设国家明确了法制，有偷盗的想法，不敢触犯；存心不良的人，也不敢发作。坏心藏在胸中，仍不敢触犯法律，因为明确的法制使他们感到恐惧。明确的法制使他们恐惧，那么就不需要审查坏人发现坏事了。假使法制严厉，老百姓中就没有坏人；假使法制不严厉，老百姓中就有许多是坏人。不说明智的君王严刑峻法，而却说发现坏人就杀掉。说发现坏人，这是法律不严厉，老百姓中有人触犯了它。不专心于明确法制，而专心于发现坏人，韩非的话，跟主张法制是相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