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下级服从上级天经地义，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谁敢拿军长命令当耳边风呢？然而问题在于，第２６师转兰封是领袖亲自下达的电话指示，那个严厉的浙江音犹在耳畔，令飞一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乃至打败日本侵略者决非一句空话。飞当即下令提升敬远为正式排长，立功受奖，军饷提升一级。

飞召集幕僚商议，参谋长谏言桂军长现在是师长的长官，谁敢不服从长官命令呢？再说军长奉命全权指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他的命令等于就是领袖命令啊，如果将来领袖怪罪当以军长命令为凭。

情报表明，来犯的土原师团十分狡猾，其主力盘踞在黄河岸边考城一线，这个位置恰好不利于我优势大军运动围歼，说明土原对于全线压上还是有所顾忌。桂永清下令放弃兰封的目的恰恰在于调动敌人，以兰封城为诱饵诱敌，而第２６师即将转移的红庙阵地就是这只袋的袋，一俟土原钻去就好扎袋断其退路。

这军命令却使正在指挥作战的飞眉蹙颇费踌躇。

第２６师于命令到达当天放弃兰封县城，转移到红庙阵地准备战斗。经查明，兰封县城至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于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说明狡猾的土原心存狐疑并不肯轻易上钩。直到次日下午，敌人才小心翼翼地开城来，随即在兰封城和火车站升起象征占领的太旗。

但是中国毕竟不是德国，黑发的国人也非金发碧的日耳曼人，何况这些装备还大大打了折扣。比如除了军直属队备托车和汽车外，队官兵主要还是依靠双脚行军走路，这样对外宣称的“机械化师”当然就有些名不副实。又比如本来大本营应德国顾问要求为“德式师”备无线电台，当时即使在西方军队中电台也远未普及，而中国大多数军队乃至兵团级单位也没有一电台，１９３７年川军两个集团军川抗日，一去半年无消息，究其原因是缺少先的通讯工。

飞停止犹豫徘徊，决心执行军命令。他指示副官在《陆军第２６师作战日志》上详细记录军命令到达的时间、地、传令人员、命令内容以及执行时间，该作战日志现存于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

命令于当天中午顺利送达第２６师指挥，秦参谋得到飞签字作为回执，许多目击者都看见那辆德国制造的三托车一溜烟开阵地，然后消失在路两旁即将成熟的麦海之中。但是托车从此再也没能返回军，秦参谋和托车手一起失踪了，后来人们在田野里找到托车残骸和两烧焦的尸，才据此推测他们可能遭遇空袭不幸牺牲。

飞站在作战地图跟前思考。

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奥妙。只说知了，就是不表态的表态，如今第２６师已不归宋希濂指挥，他只能糊糊模棱两可，否则就是手伸得太长，犯了官场大忌，所以怎么还得飞自己拿主意。

本来生多疑的前特务土原贤二对这场中原腹地的冒险行动一直顾虑重重，所以始终将其主力猬集在考城、东坝一带的黄河沿岸，小心翼翼步伐缓慢。派遣军对于第十四师团的战斗展很不满意，多次来电促土原决攻。寺内总司令更是怒不可遏，斥责土原为“不称职的军人”甚至警告说如果贻误战机他将为严重后果负责。

军威赫赫的中国王牌第二十七军前为南京中央教导总队，下辖四个“德式师”和直属队，近五万人，无论其规模还是装备均创下中国军队之最。

公正地说，这是一个相当有气魄的作战署，即使他心存芥也不得不佩服桂永清的大将风度，敢于主动把敌人放城来决战。

当土原师团占领豫东要地兰封之后，一直守候在作战室的寺内寿一总司令才大大松了一气，他立即给第十四师团拍发电报指示说：你必须不惜代价守兰封县城，尤其要保证火车站不被敌人占领，直到派遣军主力到达为止。

第一军军长香月清司也指示土原说：你应派有力之队增援罗王寨火车站，不使敌人打通陇海铁路的企图得逞。

第二十七军派一辆三托车，前往第２６师传送军长桂永清的急命令。这命令被写在一张纸烟盒背面，内容为第２６师立即放弃兰封县城，向东北方向的红庙阵地转移。由于这项命令十分重要，关系到全军作战署的成败，所以军专门指派一位姓秦的通讯参谋执行任务。秦参谋将命令装公文包，托手发动达，三托车驶军箭一般绝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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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兰封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他拿不准领袖会是什么态度。既然他是领袖信任的学生，就该替领袖守好兰封县城，万一领袖不同意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