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的冒着头，清廷无力弹压有利于方豪杰的崛起，像在当地十分有影响力的陈功、周勋等人就是那个时候崛起于草莽的哥老会大佬，仗着手下有那么千把号弟兄，竖起旗子就造反，占着山头敢称王，纷纷粉墨登场，当起了川南的地头蛇。鄂军强攻富顺时，当地驻扎的清军很快反正了，这些江湖汉子立刻摇身一变，离开了山寨，带着队伍开到了富顺，打着投效革命党的旗帜想分一杯羹，当时的何进的确需要他们帮忙管理当地的情况，于是乎，不少的哥老会大佬趁着这个势力的中空期，从富顺获得了惊人的利益后又是摇身一变，成为了实力不菲的盐商巨枭！

并且，他们的存在现在已经成为了军政府进行盐政改革的阻碍了！

盐商，中国古代商人中的翘楚，凭借着特殊地位不仅为自己攫取了大量财富，同时也与官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扳倒一个盐商，那需要动用足够的力量。盐政，不是那么容易整顿的，至少在承平年间此。

前清时候的盐政讲究八个字：裕课、恤商、利民、杜私。裕课，是指最大限度榨取盐税，充裕国库；恤商，是指减轻盐商负担，避免涸泽而渔；利民，是说降低盐价，扩大引岸，不使百受淡食之虞；杜私，是说尽力杜绝私盐贩卖，维持盐税收入。

这八字真言看去冠冕堂皇，值得山呼“吾皇圣明”实际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从清初开始，这盐政就一路磕磕绊绊，就没有走得顺畅的时候，原因很简单，因为那“八字真言”之间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裕课就意味着要加大对盐商的压榨，盐商都不是傻子，自然不会自己承担这苛重的赋税，自然会放弃那些遥远而又毫无利润可引岸，还必须想尽办法将私盐变成官盐，以降低成本，此一来，就造成了个直接后果：其一，偏远地区的百无法吃到官盐，或根本吃不起盐；其二，大量盐税流失，或变成了盐商的豪宅、戏班，或进入了盐官、税吏的口袋，朝廷收入自然而然的降低了。

当然，清朝统治者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盐政实施改革，从立国之初起，皇帝们就一直盯着那盐税，底下的那帮能臣没少出主意，只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敢动手而已，所以，盐商继续维持着他们的特权，不过这个特权的享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用一句官场的话来说，盐商就是朝廷养的“肥猪”

皇帝之所以愿意维持盐商的特殊地位，纯粹就是在养肥猪，什么时候缺银子了，什么时候就杀猪，而盐商数量有限，这就决定了猪程序的简便，有几口猪，一口猪有多肥，这些细节官府都一清二楚，按图索骥，没一个能跑得了。没办法，古代中国商业、货币的流动性太差，只有财大气的盐商才有足够的现金供官府勒索，其他的商人根本没有这种实力，南方的行商虽有这种经济实力，现金不足，也不是旱涝保收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