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杜睿之所以给李承乾讲这些，为的就是能通过这君之论，规范李承乾的行为，让其真正能到修养，但是一味的学习圣人之言，满仁义德，是偏颇，而单是一味的学习治国之，也是偏颇，杜睿可不想将李承乾教成一个满脑功利思想，却忘了礼义廉耻的储君，要是真的成了那样的话，不单单是杜睿的失败，估计太宗皇帝也饶不了他。

将那卷行书收了，两人分宾主落座。

“不知贤弟今日，何以教我！”这句话几乎都快要成了李承乾在杜睿府上的禅了。

孔曾言：“君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有四不：第一，君不妄动，动必有，第二，君不徒语，语必有理，第三，君不苟求，求必有义，第四，君不虚行，行必有正。以小弟愚见，此所谓君之。”

李承乾见杜睿不说话，本能的认为这笔是杜睿独创的，不禁更是大惊，当朝的书法大家首推虞世南，其余褚遂良，孔颖达诸辈也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自己的风格，便独成一家，而似杜睿这般，创造一全新的笔，绝非易事。虽然杜睿几次和他说过，诗书不过小，但是见杜睿年纪轻轻，不但独创一笔，而且几近大成，心中对杜睿，不禁更多了几分看重。

杜睿言：“所谓君之，始于孔。然孔对于君的论述，不仅限于‘君’一词，还包了‘士’、‘仁者’、‘贤者’、‘大人’、‘成人’、‘圣人’等，都与‘君’相关。如果将这些论述都包括来，《论语》一书，所论最多的，无疑是关于君的论述。君可以说是孔的人格理想，君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当然君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君事要恰到好，要到中庸，人并非天生就是君，要成为君，必须加修养。修养不仅包括内在神的修养，还包括文、艺的培养。孔讲君，主要是从德品质上立论的。君由原来意义上的有位之人，演变为孔心目中的有理想人格之人。虽然孔也讲圣人，但是在孔看来，圣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者，斯可矣’。在孔看来，君的反面，即是小人。《论语》中君、小人对举者甚多。孔将君、小人对举，是为了通过对照，彰显君的品质。

“贤弟！为兄有个不情之请！不知~~~~~~”

带着一飘渺，清丽的气息，再上这篇《莲说》，更是相得益彰。

孔所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秩序于混状态。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家以无为而治为救世之方，墨家以兼非攻为平之术。以孔为代表的儒家则认为，要维护社会秩序，必须恢复周王朝所建立的一整礼仪规范，亦即‘复礼’。如何‘复礼’？孔到，单纯采取制的手段，已经不能凑效。因为当时诸侯割据，周天的威仪已经丧失。于是孔创造地以‘仁’释‘礼’，认为‘礼’本是源于人的仁之心，不过是人的仁之心的外在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当然不会有什么‘礼’，要复兴‘礼’，当从‘仁’字手。如果说，‘礼’是孔思想的发，那么，‘仁’则是孔思想的心。如何行仁？孔认为，行仁由己。‘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仁，斯仁至矣。’，行仁是内于己而发于外的，是一自觉的无任何外在迫或利益驱动的行为。就个而言，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无外在迫、无利益驱动下，自觉自愿地实行‘仁’，那么，这样一个人，就是所谓的君。就此而言，‘仁’是靠君来落实的。孔的仁论是要靠君论来实现的，仁论必然要指向君论。

前几日两人所论，皆是治国安之，李承乾不明白，今日杜睿为何要与他谈论什么君之，但是见杜睿面颇为整肃，也来了兴致，问：“那依贤弟之见，什么才算是君之呢！？”

杜睿想了想：“既然兄长喜那篇《莲说》，今日便说说着君，君之！”

李承乾见状，不禁有些尴尬，毕竟是找人伸手要东西，他一个太还真是有些张不了，此时见杜睿这般大方，也讪讪的笑了。

李承乾尚未说完，杜睿便知他要什么了，挥手笑：“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