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后世的史家严耕望曾指《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64：“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弟谓之特勒。”

前世的《资治通鉴》之所以被后世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当成治国要典，关键原因便是《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评价，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

杜氏的《资治通鉴》，杜睿准备写成《周纪》五卷、《秦纪》十一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

《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

《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的表

此外《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大思，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也有不少错误。

《资治通鉴》的价值虽然大，但是其中也不免有些瑕疵，陈垣在《胡注通鉴表微》就曾评价说：“《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亦仿左氏设辞‘君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笔，等到十六岁成年时，六年的时间，怎么也能写得完。

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的表现。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

有资于治”，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

司光的《资治通鉴》对于《秦纪》描写的并不详实，大概是因为秦以法治国，与儒家相悖的原因，但是在杜睿看来《秦纪》与《汉纪》相比，于治国方面更有参考价值，变将原书中的三卷扩展为了十一卷，准备从河西之战一直写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为止。

再如《资治通鉴

安陈汝奇在《陈氏甘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另外《后师表》并非自诸葛亮文笔，而《资治通鉴》却也全文照录。

可见司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时代，故其论述没有太大价值。例如：司炎因守三年之丧被司光称赞是“不世之贤君”事实上，司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与唐太宗，汉武帝等相提并论。

从今日来看“臣光曰”充满封建彩，黄盛雄将其归纳“诚”与“礼”“礼之纲纪”这个概念，可谓贯穿《通鉴》之心。张须在《通鉴学》云：“《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