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这种反应更多是出于民族责任感。

而郑氏集团本身就是海商出身，与海外商人关系密切，彼此利益关系紧密。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中央政府更多的是从民族大义考虑，而郑氏更多的具有商业利益考虑。但无论，无论哪一个汉族政权，对海外华人的态度都有血浓于水的感情。

杜睿也是因为此等种种，才对大明倍加推崇，在推行新法之中，也蕴含了许许多多大明的政治特点，他期望中的便是能将盛唐与大明的制度相融合，为华夏打造最为强盛的一个帝国。

而满清时期呢？则是完全是相反的情况，在满清的眼中，在其控制之外的海外汉族人，是推翻其殖民统治的潜在威胁，被其视为心腹大患，欲灭之而后快的。

为了困死明郑，满清从顺治到康熙年间不惜将从中国从辽东至广东全部沿海地区用武力来进行史无前例的“迁海”，使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沿海变成无人区，为此屠杀的汉人数以百万计，对最沿海富庶地区的经济破坏，以及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中断更是不在话下。

满清执行锁国政策，严厉防止汉族与外界的交往。满清的防汉性锁国，与明朝为了防范倭寇及加强对海关控制的海禁是两个概念，除了洪武年间和嘉靖年间较为严格外。明朝的海禁就象明人王抒所云：国初立法，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

“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以汉族为根本的明朝是做不出满清那种靠屠杀来断绝海外贸易的行径的。而满清既没有什么在乎“势有难行”，为了自己殖民统治还有什么难行的吧？

至于“情亦不忍”，更对满清没有任何作用，对于在中国屠杀至少数千万汉族及其它民族人民的满清，有什么“不忍”的。

甚至在所谓的千古一帝康熙鞑虏之时，满清勾结荷兰等外国殖民者，攻打明郑政权。许诺成功之后将台湾送给荷兰，来联合围剿反清义军。

满清所在意的，是消灭威胁其统治的汉族反清力量，至于某些人主动送来的“收复台湾”和“统一祖国”的高帽还真是无意而得。只是因为那一次没有成功，否则当时台湾就已经被满清予了“友邦”了，也不必等到甲午战后。

在汉奸施琅等人的帮助下，满清最终攻陷了台湾，但为了便于控制和奴役汉族人，意欲将台湾人全部内迁后放弃台湾岛，任其荒芜或为西方占领。只是由于汉奸施琅垂涎于台湾的土地财富力阻，再加上担心会引起更大的动乱方才罢手，从此施琅家族成为台湾最大的地主和剥削者。

既使如此，满清也严格限制海峡两岸的往来，使的台湾与大陆的联系相对薄弱，这导致台湾与内地始终有疏离，这也正是造成后世台海无法一通一个重要原因。

满清是以防汉、制汉作为基本国策的，任何会导致汉族进步、强大和影响扩大都是其所要竭力避免的，满清严格禁止汉族人移民东北，限制汉族人进入蒙、疆、藏等地，并严格防止其它民族汉化都是出于认为汉族是其统治最大威胁这一认识出发的。

满清乾隆的1740年，在所谓“康乾盛世”荷兰人在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因为嫉妒华人在荷属东印度的商业才能和财富，就勾结土著人对华人进行大屠杀，华人的鲜血染红了河水，史称“红河屠杀”荷兰此时尚未摸清满清对华人的态度，因为需要与中国通商，也担心有所妨碍，所以派人到满清朝廷为自己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