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以后﹐录尚书之权渐分﹐有时以三四人并录尚书事。宋孝武帝孝建中﹐为防大臣威权过盛﹐遂省去录尚书之职﹐以后置废不常。又自魏晋以后﹐士族崇尚清谈﹐不屑过问琐碎的日常事务。西晋王衍自尚书仆迁尚书令﹐居宰辅﹐不以经国为念。梁朝谢安为司徒﹑尚书令﹐惮烦﹐职事多不览。又自东晋以后﹐门弟都以作尚书郎为耻辱。门既不屑就﹐就者也多不办事。故自东晋以后﹐令﹑仆及郎中多不奏事﹐当官成为挂名﹐于是﹐尚书台的日常事务多给令史去理。这样﹐令史就渐揽事权﹐尚书省内有权力下移的趋势。由于令史实际作用的增大﹐梁武帝曾拟提都令史人选﹐不用寒人而改用士族。但士族尚不乐为台郎﹐何况令史﹐所以此法不能推行。加之﹐南朝时中书舍人专任机密﹐尚书省的实际地位更为下降。

颎之后﹐杨素亦为此职。大业元年﹐杨素升任尚书令。杨素死后﹐隋炀帝杨广不补尚书令﹐大业三年后﹐左右仆也不补任。

所以章帝时韦彪说:“天下枢要﹐在于尚书。”

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中枢，使中书省掌诏敕，政令之立案起草，门下负责审议中书之立案，草案，以决定实行与否，尚书省为行政官署，其下尚分置吏，，礼，兵，刑，工，总参七。

直到汉武帝刘彻之时﹐为了一步化君权﹐政事不专任二府，尚书因主文书，省阅奏章﹐传达皇帝的命令﹐地位逐渐重要。

杜睿自任尚书令，当然如果要究一下的话，杜睿所担任的这个官职的全称应当是大行台尚书令，因为当初太宗皇帝在武德朝之时，曾担任过尚书令的职位，所以为了避免僭越的嫌疑，大唐一朝，尚书令一向都是虚设的，没有人敢和太宗皇帝比肩。

西晋灭亡后﹐在北方建立的十六国﹐除前凉﹑西凉遥奉江南正朔﹐不立尚书台外﹐其余政权均见尚书令﹑仆﹑尚书等官职。

所以杜睿在接手权利之后，所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唐的朝堂之上，重新洗牌，那些没有能力，且脑僵化，只知循规蹈矩的人，被纷纷赶了去，填充来的则是以杜睿门下弟为首的少壮派。

文帝杨代周称帝﹐于开皇元年恢复了尚书省﹐并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行政机构。隋代不置录尚书事﹐尚书令虽设而常缺﹐尚书左仆便是首相﹐颎任此职达十九年﹐综理全国政务。他虽兼任纳言﹐而权力主要来自左仆之职。

大唐沿隋制﹐也是三省并置﹐尚书省事无不总﹐

北魏自鲜卑族﹐本有落大人会议决事的制度﹐及魏武帝拓跋珪破后燕﹐皇始元年始仿魏晋立尚书台﹐置三十六曹。但北魏前期的尚书台是鲜卑旧制与中原制度的糅合﹐与江南制度迥然不同。北魏尚书制度的正式建立﹐实际在太和改制以后。太和十五年魏孝文帝元宏改定官制﹐十七年﹐颁布第一个职员令﹐太和二十三年又颁布第二个职员令﹐尚书省及其它官职都依照魏晋制度﹐主要也是以尚书省总领庶政﹐而中书﹑门下二省分掌机权﹐门下之权尤重。

到了汉光武帝刘秀之时，鉴于西汉晚期的权臣专政﹐有意削弱相权﹐太尉﹑司徒﹑司空居三公位﹐名为宰相﹐而实际权力则逐渐移于尚书。

远在秦及汉初﹐尚书只不过是少府的属官﹐是在皇帝边任事的小臣﹐与尚冠﹑尚衣﹑尚﹑尚浴﹑尚席合称六尚﹐因其在殿中主收发文书并保图籍﹐故称尚书。

但是在东汉﹐尚书台仍然算是少府的下属机构。尚书令﹑仆﹑尚书等官的禄秩都较低﹐令秩千石﹑仆﹑尚书秩均六百石。

当时﹐尚书机构称台﹐有令﹑仆各一人﹐尚书六人﹐分主六曹。令﹑仆之下有左﹑右丞各一人﹐“掌录文书”﹐并检查各项事务是否时完成。尚书之下有侍郎三十六人﹐分属六曹﹐主起草文书，又有令史十八人﹐主抄誊文书。此时尚书台已成为组织复杂的机构﹐成为zhèng fǔ的中枢﹐号称中台。

上反复争吵，不断的论证，到来只能是一事无成。

西晋沿袭曹魏﹐以尚书台总揽政务﹐而别置中书﹑门下二省以分其权。然尚书令﹑仆仍是全国行政门的首脑﹐称为端右﹑端副﹐地位在中书监﹑令和侍中之上﹐重臣当国仍必加录尚书事。

汉献帝时﹐曹cāo执政﹐荀彧为尚书令﹐曹cāo征伐在外﹐荀彧常居中持重﹐可见此官地位之重要。

三国时﹐尚书台已正式脱离少府﹐成为全国政务的总汇。令﹑仆﹑尚书品秩已经很﹐并为第三品﹐与九卿同级。

但正是因为它威权的升﹐引起最统治者的疑忌﹐所以最统治者又开始剥夺它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