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清末湘军首领。他权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他的儿可算得上是“正牌。弟”了。然而，儿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

清朝人张英，在朝廷宰相。老家跟邻居因为房基地发生纠纷，邻居因为扩建房，占了张家三尺地，张家不服气，官司打到县衙里。张英知这事后，没有凭借官威向县衙施压，而是写了一封信给母亲，信里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曾国藩对“官二代”的病有警惕，多次严词训诫儿们不要学歪风邪气：“世家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京师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凡世家弟，衣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历史上唐玄宗一家人吃饭，玄宗让儿李亨切熟羊。李亨切完后，手上沾满油，就随手拿起一张饼，把手净。玄宗在一边看得直皱眉，李亨察觉了，赶拿起手的饼，放嘴里吃起来。玄宗这才开心，教训儿说：“福当如是惜！”

官徐有功，执法公正，救了不少人的命。后来罢官为民，他儿参加吏选时，吏官员都说：“这是徐公的儿，哪能用常规考来要求呢。”

后来太了皇帝，同样也看不上自己的太，太刘骜少不经事，不够有心，元帝恨恨地说：“哪有人不仁慈而能好皇帝的！”

郑板桥是清朝“扬州八怪”之一，他的教育理念是：“读书举，士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个好人。”因为在外官，孩放在弟弟家带着，郑板桥代弟弟，一定要严格要求小孩，和仆人的女平等对待：“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惜，不可使吾儿凌别人。”

父母是孩的榜样，想要孩勤奋，父母的自己就不能懒散，想要孩诚实，父母的自己就不要张嘴瞎话来。

南宋理学家朱熹曾叹：“只要一家和谐平安，就算缺衣少，也会觉得快乐。”

颜氏不语，回来后教育女们说：“奇怪啊，这个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儿！就算靠这样来到卿相，我也不愿让你们去的。”

父母的都担心下一代越来越气、越来越不能吃苦，甚至觉得整个社会都是“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多数时候，社会总是在往前发展的，很多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教育女不要太功利，南北朝时大教育家颜推，写有《颜氏家训》一书。有个官员曾告诉他：“我有个儿，已有十七岁，很会写奏札，教他讲鲜卑语、弹奏琵琶，差不多都学会了，凭这些本事来服侍三公卿，一定会得到，会有个好前途。”

家和谐是生活快乐的基、源泉，硝烟弥漫家内的人，无论多大官，赚多少钱，都不可能真正快乐。

清朝谢振定因为得罪和珅被罢官，人称“烧车御史”，二十年后，谢的儿了县令，京述职，嘉庆皇帝召见，问他：“你就是‘烧车御史’的儿吗？”不久，便提他了成都知府。

诸葛亮在《诫书》写：“夫君之行，静以修，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儿曾纪鸿去长沙参加考

清代林则徐有一幅训对联：“孙若如我，留钱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孙不如我，留钱什么？愚而多财，益损其过。”希望儿孙自自立，不要啃老族。

西汉宣帝时，宣帝重法家，太柔仁、好儒。宣帝总看不上这个太，曾叹气说：“我家者，太也！”

明朝徐溥，官至首辅，名声很好。据说徐溥为了修养自己的品德，自小开始就立了一规矩：准备两个瓶，一瓶装黑豆、一瓶装黄豆；每当了一件善事，就投一黄豆；了不好的事或者动了坏念、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就投一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但长期持下来，黄豆远远多于了黑豆。

曾纪泽诗书画俱佳，成为清朝著名的外家；曾纪鸿虽不幸早死，但其研究古算学亦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个个成才，孙辈还了曾广均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曾国藩教有方“之以其”

劝母亲何必为了三尺地而打官司，万里长城今天依然屹立，但谁还记得长城当年的主人秦始皇呢！邻居听说此事后，很惭愧，不仅退回三尺地，还主动再让三尺地，两家间就形成六尺宽的巷，后人称“六尺巷”

《颜氏家训》说：“是以父不慈则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