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们的枪手写文章反驳：“若无百姓之利，所谓天下者，君者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兴，则君者一人获其

大儒们立刻撰写文章，认为福建大都督府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士工农商，皆曾为其尽力。虽然有人的作用很显赫，有些人的作用暂时看不来，但毕竟大伙都曾为国了力。治国之策，应该考虑到所有力者的想法，而不能是单凭功劳显赫者说得算。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来，商又使其愿于途者，皆本也。”商人们的代言者立刻写了文章反驳这论调，这次，文字写得非常平和，不再挖掘对方隐私，而是引经据典地说明，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并非只一学问。儒家的《论语》诚然为经典，而《吕氏秋》所表达的理，也未必比儒学差，并且里边还有更多应用实例。

人和儒者参政的合法。报纸上的嘴架从楚汉争雄打成了三国演义，越打越。

儒者不满，写文章反驳。认为商人见识短浅，并把陈龙复之前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语搬了来。

商人们引用姜太公兵法上的古训说，正因为人人都有私心，所以大伙才有同利。同利的情况下，众人的力量才能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让百姓都理解圣人之需要几百或上千年时间，但让百姓明白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只要执政者稍稍一些保护私产的行为，就足够了。实现起来，比教化百姓理解儒家经典简单得多，也贴近现实得多。

文天祥不是曾经问过大伙打天下的人是否一定就得掌握治理天下的权柄的问题么？儒者们迫不及待地引经据典给了非常肯定的答案“政者，众人之事也。故国以民为本，政以民称便，而非武功之红利也！。”他们认为，打天下主要靠武人，但治理天下与领兵打仗并不是同一门学问，打天下与治理天下，没有必然的关系。为了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国家应该广开门路，选贤与能，而不应该把天下权柄论功行赏。否则，那就和北元的盗分赃般治国方法没有了区别。

儒者们声称，纵观古今，在治理国家，延续国运方面得最成功的，还是儒学。所以，约法大会应该订立儒学的地位，以新兴的理学为治国本。同时，给商人一分权力，让他们为国敛财。保障武将的一分利益，让武将在儒者的指导下，收复故宋失地，把北元赶回漠北去。

如果他们提来，与国无功者无权参与约法，那么，下嚷嚷得最的儒者们，将第一个被从约法大会中剔除去。他们参政的理由甚至不能和商人比，商人们好歹还为国捐献了一笔财，着赈灾的名，而儒者们，除了给大都督府添外，什么好事都没有。

本着寻求最大同盟军的原则，商人们在报纸上，肯定了两年多来那批民选官员的政绩。认为他们从百姓中来，想百姓所想，无论治理地方的能力和费的心思，都比那些读了几天书，便自以为天下尽在掌握的书生们得多。而武将们虽然不知如何治国，但他们劳苦功，为福建和两广血汗，所以，他们和曾经为国钱力的商人们一样，理所当然在约法会上有发言权。否则，将来谁还肯为国力，谁还肯为国钱。毕竟这天下之间圣人少而庸人众，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没有半私心。

商人们重金雇佣的也投桃报李，认为儒林中虽然多有不肖人，但古今大贤大圣，也多自儒林。甚至连被儒者们不动声开除列的大宋丞相文天祥，和福建安抚使陈龙复，也都被悄悄地贯上了当世大儒的名号，成了儒林公认的新领袖。

“靠这些嘴比鸭还，骨比蛇还的儒生，还有见利忘义，什么都敢卖的黑心商人能制定兴国之策么？”七月中旬，有人在报纸上大声质问。

军人们有击败蒙古人，恢复两广与福建的赫赫战功。最初选举来的那批地方官吏们，亦有与破虏军共患难，为了百姓不顾牺牲家命的义举。这片残破的山河是他们打下来的，是他们守住的，论起功劳和民望来，谁也没有他们大。

几乎在一夜之间，报纸上的文章纷纷转移了风。互相攻击的犀利文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互相恭维。有几篇不署名的文章以推心置腹的吻，赞颂了商人们在抗击瘟疫和赈济灾民过程发挥的作用，认为虽然有不法者哄抬价，囤积居奇，但作为一个整，商人们大多数还是好样的。至于过去不肖行为，都已经是过去，如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吵一团的商人和儒者们都楞住了，突然间，大伙觉得自己之前的举止非常愚蠢。光顾着向彼此上泼脏，却忘了下福建和两广实力最大的不是商家，不是儒林，而是文天祥极其领导下的军人和地方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