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副总理随即说：“这个方案，我相信辽中的同志，肯定也能想得到。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二重这些企业为什么会垮掉。这才是本质问题。如果这个本质问题不能解决，就算把二重迁到郊区去，过不了两年，同样还是会垮掉。”

上位者，必须要广开言路。

刘伟鸿站在那里，不徐不疾地说，语气很是笃定。

洪副总理望了方黎一，神情并不如何的严厉。在这样的私下场合，洪昏总理历来不禁止亲信属说话，哪怕对他本人有所得罪，或者说得不是那么正确，都没关系。

然而，这想法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开支，绝不会因为税收的减少而减少。以前他们手里有七十元可供支，现在忽然减少到只有三十元，怎么办呢？于是就有人提议，地方政府要缩减开支，裁减机构和人员，量为，自动自觉地将自己的开支，控制在三十元的标准之内。

好，现在中垩央政府拿走了大，只给我剩下三十元，我还是要过以前七十元的日。钱不够，怎么办呢？办法很多。首先，卖企业：企业卖完了，还是不够，卖地：地不够卖，没关系，加价，再加价，总之加到够钱用的程度。同时，加税。或者不叫加税，叫征求各费用，名义不同，实际一样。钱不够用，就从老百姓手里拿。

“所以说，要治本。”

分税制对国民经济以及国民心态所造成的最大影响，在于“羊在羊上”中垩央政府推行分税制之前，所考虑的重，只是要将税收分的份额重现调，从地方政府手里收取一定的分权集中到中垩央政府。如果将全国的税收总额定为一百元，以前是地方政府支六十元到七十元，中垩央政府支三十元到四十元，此之谓“税收倒挂”分税制实行之后，这分方式转变过来，中垩央政府支七十元，地方政府支三十元。如此一来，中垩央政府就有足够的财力，集中投资大项目，搞大建设。同样，中垩央政府手里有了大量的资金，才有足够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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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真是太天真了，把一切都想得十分完，认定地方政府会行自我约束。但现实情况是，不哪一级政府，官爷们都绝不会委屈自己。

换句话说，这是政府通过税费的形式，将改革开放后这十几年，民间积累的分财富，无偿地收回到了政府手里。

于是，原先一百元的税收总额，就变成了一百四十元甚至更多，老百姓无形之中，掸加了百分之五十的负担。

就好像银行系统，人民银行如果寸周转不灵，没钱给，下面的商业银行才不会理他。

是谓之“国民退”

刘伟鸿笑笑，缓缓说。

但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明显。

刘伟鸿本没打算在此时和洪副总理谈论这个话题，却不曾想方黎当面就提了来。看来方黎也是很有自己想法的。

见洪老总没有要讨论分税制的意思，刘伟鸿便继续说：“要解决二重的资金难题，还要着落在二重自来想办法。二重的那块地，占地近千亩，价值超过了一个亿。如果整让，不但二重重启资金不成问题，银行贷款能够上还清，还有大量的积余，完全可以在地段稍偏的郊区，重新规划一个新的第二重型机械厂，将二重整搬迁过去。这样一来，二重的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带动郊区经济的发展，可谓是一举两得。对于辉圣锅炉厂和其他几个情况类似的工厂企业而言，也能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难题。所以说，治标很容易。”

的关键所在。不但洪老总下定决心要搞这个分税制，包括隋安东同志在内的许多中垩央最层领垩导，都对这个制度持完全支持的态度，刘伟鸿自知阻拦不住，所以只是提了一些改良的意见。

这也难怪，毕竟在分税制实行之前，一些情况是难以意料的，或许虽然能够想到，但没有现实情况作为参照，对于这情况所造成的影响乃至伤害，认识都不够。

再苦不能苦嘛！

加上民生经济领域的改革，教育产业化，医疗改革产业化等等，费用成倍成十倍的增长，群众袋里的钱，就更多的向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民生领域，代为政府买单。真正的负担，翻了几番都不止。民间财富自然也随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