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嘿嘿。”看见杨姨走房门，爸爸立刻放下脏衣服，迷迷地答：“积极去啦，她又积极去了，大星期天的，领着学生们学习雷锋，义务清扫大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大黄楼的正面不仅也涂满了火药味十足的标语、号，更让我吃不惊不小的是，在其西侧的整个大山墙上，不知什么时候变术般地现一幅大的，从底楼的泥衬裙一直漫延到楼女儿墙的超大图画：着长袍大褂的主席，手中握着一把旧雨伞，着黑沉沉地乌云，傲然而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主席万岁！”

望着前诱人的杨姨，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我依依稀稀地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的中午，爸爸一个人在厨房里洗衣服，我倒在里屋的床上无所事事，渐渐地打起了嗑睡，朦朦胧胧之中，我似乎听到杨姨悦耳的嗓音：“哎哟。谁在家呢？哦，老张，就你自己啊，她，什么去啦？”

“…”外面闹得尤如煮沸的开锅，不知疲倦的翻腾着，而在家里，也不得消停。许多我认识的，或者是我不认识的男男女女们，大概是事前有约地聚拢到我家，与爸爸和妈妈围坐在下昏暗的白炽灯下，情扬溢地、充满激情地海阔天空，谈阔论着。

“哼，你算个啥啊！”“哼。”“不跟他玩，不跟他玩！”大人们无端地反目成仇，孩们亦如此效法，据家里大人们政见的差异，非常自然地分割成诸个帮派：“不跟他玩，他爸爸不是咱们一伙的！”

放望去，目力所及的所有建筑都涂抹上了大的红方块字，那激烈的言词，那力吞环宇的豪迈气魄，使人能够嗅闻到咄咄人的火药的呛人气味，而叹号下面的小圆，比我吃饭的盘还要大数倍。

“哼。”一周之前还亲密无间的一对同事，隔三差五便要凑到一起，喝酒闲聊，不知怎么搞的，突然反了目，在走廊里虎视眈眈地横眉对峙着：“哼，不服咋的？”

“主席万岁！”

“…”不仅仅是宿舍楼，以及楼里的住和孩们发生了本的变化，宿舍楼外的院里，以及楼房对面的路上，亦发生了令人费解的变化。

“嗯。”我怔怔地了，心里则糊涂得无法形容：这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年轻、丽、漂亮的杨姨，首先开了腔：“大蚂蚱混了革委会啦，他是个什么东西，他爹投机倒把！他搞男女关系，一看见女人就走不动。”

“对，不跟他玩，我爸爸是造反派，而他爸爸是保皇派！”

哼哼，看到杨姨机关枪发般地贬损着大蚂蚱，我心中暗暗发笑：哼哼，大蚂蚱搞男女，可是，杨姨，你呢，你又怎么样呐？

从老书记被敲锣爬楼梯那天起，无论是大街上，还是小巷中，或者是宿舍楼里，终日响彻着震耳聋的革命群众们的号声：“主席万岁！”

到谁也不许说话，听到没有？”

说完，爸爸一把拽住杨姨，并排坐在外屋的木板床上，杨姨穿着一条蓝的短，两条白皙的秀直看得爸爸目不转睛。

很快，宿舍楼里原来快、祥和的气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笼罩着飘忽不定的，捉摸不透的、极其压抑的，压抑得行将窒息的沉闷空气。每天，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当单位里的知识分们在走廊里不期而遇的时候，再也听不到那一声声情的问候，真诚的寒喧，与毫无猜忌的说笑、打闹。彼此之间，仿佛突然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谁也搞不清楚对方的真实面目。在狭窄的走廊里，突然走个碰，便非常尴尬地相视苦笑着，假惺惺地，接着，便也不回地溜自己的家门，咣当一声，将房门地锁死。

“主席万岁！”

“瞅啥呐！”杨姨极其撩人地住秀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