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调整和补充。一次次的充电和减压，这是我爸爸。

非常简单，一次我在巴黎的德欧塞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站在罗丹的雕塑前面，忽然一个念头袭来，自杀了，就不必非得崇拜罗丹了。世界在你到来前已规定好所有你必须崇拜的东西。没有选择。不崇拜你太孤立厂。你必须爱拉哈玛尼洛夫。爱肖洛霍夫。列维坦，毛泽东，国家，名誉，父母。护必须爱，不然不安全，现在我必须爱和崇拜罗丹、莫奈、米罗、夏卡尔。我不加选择地崇拜、爱，因为文明和进步就包涵绝大多数人吃力的跟随。在非常偏僻的美国小镇，你还能看见莫奈的复制品。虽然是被动的，毕竟也是崇拜的表态。轮不上你来怀疑的，你一生下来，贝多芬已经同喜玛拉雅山一样，把你笼罩在伟大的阴影中。自杀，你便跳出了这个安排。

已经给你规定好了的正面人物、事物。自杀是挪出这种惯性。

博物馆大门前那铜塑的工农兵是正面形象，还有王深白一直在雕琢的，打算补入工农兵行列的“革命知识分子”

还有贺叔叔。

——我在想、从哪儿接下去。

对，火车。去祖母家的火车上。

我那时身高一米五五，体重七十五斤。十一岁的女孩，长得稍猛了些。

其实这个岁数的女孩都有一点儿厌世。倔强？她们总是有一头干燥的头发。

…像是没有足够的准备来讲这件事。

谢谢。

那我告诉你那之后的事吧：

火车在一个闷热的早晨到了上海，有一种甜蜜和不稳的情绪在这世界上。我什么也没表示，把头发编结好，看着贺叔叔笑一下，什么也没说。也许我说了一句：车为什么在夜里停那么久呢？

贺叔叔又替我提起小藤箱。叫我跟紧他，别让拥挤的人群挤散。他温热的大手带着适度的潮湿搁在我肩上，挡开站台上的人流。很大一股人体的生理气味，他也想替我挡开。就要出贵宾室了，他愣住，转脸对我说，糟糕，忘了一件行李！他的公文包丢在火车上了。他往回走几步，又走回来，额头和脖子上顿时油亮起来，浅蓝衬衫的腋处一边出现一个月牙形的汗渍。唤过来一个女服务员，让她跑步去从火车上把那公文包截下来。服务员很快回来了，说火车刚离站，公文包要到了杭州才会被送回来。贺叔叔嗓音重了，说：那怎么行？开会的发言稿还在里面，还有一个德国莱卡照相机！后来我知道，里面还有一个笔记本，记着纽扣大的字迹，是贺叔叔想到的情节和细节，需要口授给我爸爸写进那部长篇小说的。其中一些词汇只有他自己识得，那是他忘了一半自己发明了一半的字。笔记本封面里夹着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是小城里的照相馆以水彩上色上得过火了那种。

又在贵宾室交涉一会。没有更好的结果。贺叔叔看着我笑笑，说：小伙子，好在没把你这件大行李丢了！

我跟着他走到车站外：炎热里一些穿破棉袄的乞丐灰暗地晃来晃去，满地纵横着弯弯曲曲的污水，看去可疑。

而就在这些污水之上，数不清的人躺在行李上昏睡。馊了的西瓜瓤气味在空气中冒着泡儿，酿着什么。上海一九六三年盛夏的一个早晨，白昼来得迟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