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着车走了。我想到他办公室去告一下别。但我又不想让其他同志撞见。便装着路过的样子，从他办公室窗前的走廊里匆匆走过，同时顺便从开启着的窗子里，向里边很快扫瞄了一眼，确证里头只有他一个人，这才走回来，再去敲门。

他似乎在起草什么通知，立即放下笔，问了声：“这就走？”但他没有马上起立，只是怔怔地呆坐了一会儿，这才站起来，从他那只特别宽大的写字台的一角绕出，握住我的手，稍稍晃了一晃。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那一瞬间的神情有一点阴郁。随后他说：“我就不送你了。”我忙说：“不用不用。我只是来跟你说一声，我走了。”他再没答话，又沉默了一会儿，便轻轻说了声“走吧”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阴暗的廊下，只是目送我。那种阴郁一直为我所不解。后来我才得知，其实他那天也得到上海局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去汇报谭宗三一案的详情。上海局最高领导层里对最后到底该不该枪毙谭宗三这个“误人政界”的前商界巨子，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而最后下决心枪毙谭宗三的他，最后是否一定能得到上海局方面的肯定，尚在两可之间。万一得不到肯定，下一步能不能回到通海来继续主持工作，那就更难说了。

也许，正因为前景突然变得不明朗起来，他才决定让我替他把木箱带回去。这样做，显然要稳妥得多。

一直到走出大门，我始终感觉到，他那目送我的眼光一刻也没游离开过我的后背，始终灼灼地盯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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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再度把注意力集中到上海东北角虹口公园附近的一条大弄堂里。陈实就住在这条弄堂里。下面发生的事，将跟陈实有极大的关系。

这是条蛮清静的弄堂。平常少有人进出。一两块残缺的空场子。三两棵五月开花的合欢树，盛开一种羽毛状粉色小花，密密地蓬松而又对称地排列在小叶子之上，仿佛一层飘拂的羽纱。有时在第七个黑铁门门口（这条弄堂一共只有八个黑铁门）站着一条狗。一站就是一两个钟头不声不响盯着你。特别要提一笔的是，弄堂到底有一家小西餐馆（也就是在第八个黑铁门里头），很幽静地挂着一块重彩漆绘招牌。招牌底下总是停着一辆老式微型私家车。外型像甲壳虫。德国名牌福斯。谭宗三搞不懂，西餐馆开在如此僻静深远的场所，怎么会有生意？但事实上却生意火爆。甚至深夜，其他黑铁门里不再透出灯光时，它的窗口还依然亮着，亮得很淡，同时又很淡地传出肖邦的某一首练习曲或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据说这家西餐馆是一个紫色沙龙。又是一个只为自己的会员提供服务的俱乐部。小客厅的壁炉里火舌飘飘忽忽暖暖融融。弹琴的是启东的小女儿。她总穿着紫色长裙。总有一种温和的微笑。只要你需要，餐后，白发苍苍的店东会欣然陪你打几副桥牌或“沙蟹”或者跟你聊上一两个小时，帮你解解各种各样的烦闷。如果您是虔诚的基督徒，到时候墙上会挂起圣母圣子升天图；如果您是佛教徒呢，到时一定出现一个佛龛，一定香烟袅袅烛光荧荧。在不做生意的日子里，你会看到那位腰背硬朗神情矍铄的店东一手由小女儿挽着，另一只手里则极有风度地拿着根镶银象牙柄的“斯迪克”在虹口公园的林荫道上慢慢地散着步。这时你会发现，这一对父女神情都极其冷峻。这位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小女儿，是不该冷峻的。她长得那么的丰腴圆润，似乎她身上的任何一根线条单独引伸出来，都可以演化成地平线上那一轮晶莹的小月亮，或圣诞节夜晚那灿烂夺目的灯彩。但她往往却穿着老式的曳地长裙或缀有花边的深色宽腿长裤，一切又都显得那么陈旧灰暗。还偏爱穿一双厚底粗跟的磨砂皮旧凉鞋。都说这位白发店东曾经是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不管侬相信还是不相信，反正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