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他信里写的是什么？”我问。

“那我哪能（怎么）会晓得呢？当时就是三先生允许我看，我也看不懂。我…嘿嘿…不瞒侬首长…我不识字…嘿嘿…”老倪哈着腰，一边说，一边凑过来拿起瓶，替我把茶杯里的续满了。

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回他可能失去的，将远远不止是一条胳膊。

关于如何置谭宗三的最后争论发生在检查组到达通海县城的当天下午四五十分左右。助手门来告诉我，他们到了，请我上过去汇报。我拿起天晚上就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及盛放有关材料的一个厚厚卷宗，向外走去的时候，特意地看了一下表。这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但我有这样的预，即将发生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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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人住拘留室居然还提要钉挂大衣、要天天洗，可以看他的“幼稚”“天真”事到这一步，他似乎还不太明白自己境的严峻（或险恶）。但除了这“钉”和“”他在别的事情上却又从来不计较，没听他提过任何异议和请求。他总是穿得十分整洁，很温和地笑着，很平静地在特地“圈”给他的那个小院里默默地走动。一圈。一圈。又一圈。砖里冒来的每一杂草，随时发现便随时都拨净。说话仍是那么的缓慢和轻柔。有一次他这样对我说（他能说一相当标准的普通话），您知吗，我有几个最要好的大学同学，踏校门这些年，居然都失去了一条臂膊。有一次，他们对我说，你不要笑，总有一天，你也会失去一条臂膊的，跟我们一样变成一个独臂人。当时我真笑他们怪，笑他们痴，笑他们幼稚可笑。现在看来，怪的痴的，幼稚可笑的，大概还应算是我了…说着，他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左胳膊，好像即将就要失去的便是这条左胳膊似的。

谭宗三在通海县政府里，只是个“傀儡”实际政务由两位年龄要比他大得多、在通海已呆了许多年的副县长作着。而他在通海两年不到，留下的人缘还不错。过年过节常叫县政府的厨师傅上一桌菜，把大院里杂活的那些下人，叫来吃上一顿。这样的事，在提倡和争取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几十年后的今天，似乎已并非罕见，但要是想到这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当时，应该觉得是不太容易得到的，是要引起哗然的。他还会亲自去拜访属下的科长科员，尤其关注县城街的清洁。常常大清老早的就站在县城那个唯一的十字街心，亲自督察晨起的洒扫事宜。下午四五，他会带着一两个秘书人员，逐条街巷地检查垃圾的堆放和清倒情况。凡是随意堆放和不他的规定清倒垃圾的，他的罚也很简单：打扫公共厕所三天。通海县县城在他治理下，虽然别的方面一无建树，但的的确确变得十分净。他被拘留后，也是这样。自己的拘留室，总是收拾得十分整洁。衣用品，陈放得井井有条。被带拘押室后的第一天，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就提，一是要几钉，钉在墙上，以便挂他的大衣和外衣。第二，是多给两瓶。他每天要洗。一天不洗就不得过。一开始，这两个要求都给驳回了。钉和的都是危险品，是绝对不能给的。他居然激动起来：“没有钉，你叫我怎么挂衣服？衣服总是要挂起来的嘛！不给，给温行不行？请你们上峰来，我要问问他，我这请求是不是算最起码的？！”后来经过特批，同意每天给他两瓶温，但关于钉的请求，还是决驳回了。

黄小走了？”老倪唯唯：“走了。”“东西都带走了？”（他说的“东西”是指黄克莹在盛桥生活期间置备的日常生活用品。）“统统带走了。”老倪答，并递上一把巾，待谭宗三过，便轻声问：“阿要我去把黄小追回来？”谭宗三听后，只是轻轻地摇了摇，说了句：“不要再让她失望了…”老倪这时赶说了句：“啥失望。我看黄小这个人就是不懂事。三先生去县长，有啥不好？要她在这里罗里啰嗦…”他本想顺便讨好一下谭宗三，说完后，还得意兮兮地斜过去看谭宗三的反应，却见谭宗三正狠狠地瞪着他，吓得他拿起巾就往外走。刚走到门，又被谭宗三叫住，让他赶去码，把这封信送给黄克莹：“一定要寻到她。把信到她手里。”他反复关照。但等老倪小心翼翼地把信藏内衣袋里，门叫了辆“二等车”急急赶到码，还没在熙熙攘攘的旅客群中找到黄克莹，他却又派人截住了老倪，把信要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