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在生活里迷失了方向的家，茫然若失的情绪犹如每天的日一样照耀着他们，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由自主地助长着自己的孤僻格，岁月的逝使他们在可怜的自我里越陷越，到来母和兄妹之间视同陌路。博尔赫斯在《纳撒尼尔·霍桑》一文中这样告诉我们：“霍桑船长死后，他的遗孀，纳撒尼尔的母亲，在二楼自己的卧室里闭门不。两妹，路易莎和伊丽莎白的卧室也在二楼；最后一个房间是纳撒尼尔的。那几个人不在一起吃饭，相互之间几乎不说话；他们的饭搁在一个托盘上，放在走廊里。纳撒尼尔整天在屋里写鬼故事，傍晚时分才来散散步。”

摧残里，在死亡威胁的脚步声里，肖斯塔科维奇意外地得到了悲伤的借，他终于可以安全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悲伤，表达来自战争的悲伤，同时也是和平的悲伤；表达个人的悲伤，也是人们共有的悲伤；表达人们由来已久的悲伤，也是人们将要世代相传的悲伤。而且，无人可以指责他。

时光倒转一个世纪，在一个世纪的痛苦和乐之前，是另一个世纪的记忆和沉默。１８0４年，一位名叫纳撒尼尔·霍桑的移民的后代，通过萨勒姆镇来到了人间。位于国东新英格兰地区的萨勒姆是一座港城市，于是纳撒尼尔·霍桑的父亲作为一位船长也就十分自然，他的一位祖辈约翰·霍桑曾经是名噪一时的法官，在十七世纪末将十九位妇女送上了绞刑架。显然，纳撒尼尔·霍桑生时家族已经衰落，老纳撒尼尔已经没有了约翰法官掌握别人命运的威严，他只能开始并且继续自己的漂泊生涯，将自己的命运给了大海和风暴。１８0８年，也就是小纳撒尼尔生的第四年，老纳撒尼尔因患黄病死于东印度群岛的苏里南。这是那个时代里屡见不鲜的悲剧，当海数月的帆船归来时，在岸边望断秋的女人和孩们，时常会在天真的喜悦之后，去承受失去亲人的震惊以及此后漫长的悲伤。后来成为一位作家的纳撒尼尔·霍桑，在那个悲伤变了质的家里度过了三十多年沉闷和孤独的岁月。

材瘦长、眉目清秀的霍桑显然没有过肖斯塔科维奇那样生机的年轻时光，他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未老先衰的生活，直到三十八岁遇到他的妻索菲亚，此后的霍桑总算是品尝了一些生活的真正乐趣。在此之前，他的主要乐趣就是给他在波多因大学时的同学朗费罗写信，他在信中告诉朗费罗：“我足不，主观上一不想这么，也从未料到自己会现这情况。我成了囚徒，自己关在牢房里，现在找不到钥匙，尽门开着，我几乎怕去。”这两位十九世纪

这几乎是一切叙述作品的命运，它们需要获得某一个时代的青睐，才能使自己得到成功的位置，然后一劳永逸地坐下去。尽它们被创造来的理由可以与任何时代无关，有时候仅仅是书呆们一时的冲动，或者由一个转瞬即逝的事件引发来，然而叙述作品自开放的品质又可以使任何一个时代与之相关，就像叙述作品需要某个时代的帮助才能获得成功，一个时代也同样需要在叙述作品中找到使其合法化的位置。肖斯塔科维奇知自己写下了什么，他写下的仅仅是个人的情和个人的关怀，写下了某些来自于《圣经·诗篇》的灵，写下了压抑的内心和田园般的回忆，写下了激昂和悲壮、苦难和忍受，当然也写下了战争…于是，１９４２年的苏联人民认为自己听到浴血抗战的声音，《第七响曲》成为了反法西斯之歌。而完成于战前的第一乐章中的，那个大的令人不安的成为了侵略者脚步的诠释。尽肖斯塔科维奇知这个来源于更为久远的不安，不过现实的诠释也同样有力。肖斯塔科维奇顺推舟，认为自己确实写下了抗战的《列宁格勒响曲》，以此献给“我们的反法西斯战斗，献给我们未来的胜利，献给我生的城市”他明智的态度是因为他通音乐作品的价值所在，那就是能够迎合不同时代的诠释，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变奏下去。在古比雪夫的首演之后，《第七响曲》来到了命运的凯旋门，乐曲的总谱被拍摄成微型胶卷，由军用飞机穿越层层炮火运往了国。同年的７月１９日，托斯卡尼尼在纽约指挥了《第七响曲》，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大合唱，广播电台向全世界了实况转播。很多年过去后，那些仍然活着的二战老兵，仍然会为它的第一乐章激动不已。肖斯塔科维奇死于１９７５年，生于１９0６年。

这可能是肖斯塔科维奇写作《第七响曲》的本理由，写作的灵似乎来自于《圣经·诗篇》里悲喜之间的不断转换，这样的转换有时是在瞬间完成，有时则是漫长和遥远的旅程。肖斯塔科维奇在战前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构想，并且写完了第一乐章，接着战争开始了，肖斯塔科维奇继续自己的写作，并且在血腥和残酷的列宁格勒战役中完成了这一首《第七响曲》。然后，他发现一个时代找上门来了，１９４２年３月５日，《第七响曲》在后方城市古比雪夫首演后，立刻成为了这个正在遭受耻辱的民族的抗击之声，另外一个标题《列宁格勒响曲》也立刻覆盖了原有的标题《第七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