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到《现实一》为止，我有关真实的思考只是对常识的怀疑。也就是说，当我不再相信有关现实生活的常识时，这怀疑便导致我对另一分现实的重视，从而直接诱发了我有关混和暴力的极端化想法。

我的个人写作经历证实了李陀的话。当我写完《十八岁门远行》后，我从叙述语言里开始受到自己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这思维方式一直往前行走，使我写了《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等作品，然而在一九八八年天写作《世事如烟》时，我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新的变化在悄悄行。直到整个叙述语言方式确立后，才开始明确自己的思维运动现了新的前景。而在此之前，也就是写完《现实一》时，我以为从《十八岁门远行》延伸来的思维方式已经成熟和固定下来。我当时给朱伟写信说：“我已经找到了今后的创作的基本方法”

在我心情开始趋向平静的时候，我便尽量公正地去审视现实。然而，我开始意识到生活是不真实的，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和鱼目混珠。这样的认识是基于生活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客观。生活只有脱离我们的意志独立存在时，它的真实才切实可信。而人的意志一旦投生活，诚然生活中某些事实可以让人明白一些什么，但上当受骗的可能也同时呈现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曾发过这样的叹：生活欺骗了我。因此，对于任何个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神。当我认为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神才是真实时，难免会遇到这样的理解：我在逃离现实生活。汉语里的“逃离”暗示了某惊慌失措。另一

那个脱离一般常识的思考，就是此文一直重复现的真实概念。有关真实的思考行了两年多以后还将继续下去，我知自己已经丧失了结束这思考的能力。因此此刻我所要表达的只是这个思考的历程，而不是提供固定的答案。

我曾和老师李陀讨论过叙述语言和思维方式的问题。李陀说：“首先现的是叙述语言，然后引思维方式。”

我在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里写《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时，总是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那一段时间就像张颐武所说的“余华好像迷上了暴力”确实如此，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让隶们互相残杀，隶主坐在一旁观看的情景已被现代文明驱逐到历史中去了。可是那形式总让我到是一现代主义的悲剧。人类文明的递，让我们明白了这野蛮的行为是如何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然而拳击运动取而代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对野蛮的悄悄让步。即便是南方的斗蟋蟀，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人心。在暴力和混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号，秩序成为了装饰。

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在某个问题上行了长驱直的思索，那时候我明显地到自己脱离常识过程时的快乐。我选用“偶然的机会”是因为我无法确定促使我思想新鲜起来的各因素。我承认自己所有的思考都从常识发，一九八六年以前的所有思考都只是在无数常识之间游，我使用的是被大众肯定的思维方式，但是那一年的某一个思考突然脱离了常识的围困。

任何新的发现都是从对旧事的怀疑开始的。人类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秩序，我们置其中是否到安全？对安全的责问是怀疑的开始。人在文明秩序里的成长和生活是照规定行着。秩序对人的规定显然是为了维护人的正常与安全，然而秩序是否牢不可破？事实证明庞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总是束手无策。城市的十字路说明了这一。十字路的红绿灯，以及将街切割成机动车、自行车、人行，而且来与去各在大路的两端。所有这些代表了文明的秩序，这秩序的建立是为了杜绝车祸，可是车祸经常在十字路现，于是秩序经常全面崩溃。通阻以后几百辆车将组成一个混的场面。这场面告诉我们，秩序总是要遭受混的捉。因此我们置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实可信。

名。在这里，钟声和供装置的意义已不再是大众的概念，已经离开大众走向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