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毛巾，轰赶应有尽有的蚊虫小咬。天亮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筋疲力尽，被蚊虫咬得鼻青脸肿。

那一年，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时断时续的内战又爆发了新的事端，为了维持船上的秩序和保障乘客的安全，船长采取了异常严厉的预防措施。他取缔了当时旅途中最喜闻乐见的消遣——朝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鳄鱼开枪——以避免发生误会。后来，在一次争论中，某些乘客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他下令收缴了所有人的武器，答应在旅途终点归还。即使对那位英国公使，船长也毫不通融，这一位从启程的第二天一早就换上了猎装，挎上一支高精度卡宾枪和一支猎虎用的双筒猎枪。驶入特内里菲港上游以后，限制措施更加严厉了。在特内里非港，和一艘挂着表示瘟疫的黄旗的船交错而过，船长没能得到关于那个报警信号的任何情报，因为那艘船对他的信号未予回答。就在当天，他们碰见了另一艘运牲口去牙买加的船，这艘船告诉他们，那只挂着瘟疫标志的船上载有两个霍乱病人。并且告诉他们说，霍乱正在席卷他们即将驶过的那一段流域。于是，不但禁止乘客在下几站的港口下船，而且也不准在那些装添燃料的荒无人烟的地方下船。——就这样，在到达终点站前的那一段旅途上——整整六天乘客们都养成了坐牢般的习惯。在这些日子里，人们鬼鬼祟崇地你我相传，欣赏一套色情的荷兰明信片，谁也不知道那是从哪儿传出来的。但任何一个河上的“老江湖”心里都有数，那只不过是船长多年来收藏的色情明信片中的一小部分样品而已。就是这种望梅止渴的消遣，也仍然以徒增腻味而告终。

阿里萨以他那种使母亲担忧、令朋友们恼火的矿石般的耐心，忍受着旅途的煎熬。他没同任何人发生过接触。时光轻易流逝，他倚栏而坐，时而看着一动不动地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鳄鱼张开密排利齿的大嘴捕获蝴蝶，时而看着草险从沼泽地里掠飞而起，时而看着海牛用它那顶大无朋的xx头喂自己的孩子，同时发出女人哭泣般的声音，让船上的乘客大吃一惊。在同一天里，他看见三具尸体漂过，尸体胀得鼓鼓的，颜色发绿，上面站着好几只秃里。先漂过的是两具男尸，其中一具没有脑袋，后来漂过的是个年轻很小的女孩子的尸体，那蛇发女怪似的头发，在轮船荡起的水波中一浮一浮的。他始终没弄明白，也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些尸体到底是霍乱还是战争的牺牲品。但那催人呕吐的恶臭，却和他思念中的费尔米纳掺和在一起。

历经多时，在他的幻觉里，任何事件，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同她有着某种牵连。夜里，当船靠岸之后，大部分乘客都在无可奈何地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就着餐厅里的那盏油灯——唯一亮到天明的灯——差不多跟背诵似的再次阅读那些图文并茂的小册子。他反复看过无数遍的情节，经他把膳造出来的主人公换成现实生活中的他的熟人之后，又产生了绝无仅有的扭力。他总是把未成眷属的有情人的角色留给自己和费尔米纳。另外几个夜里，他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肝肠寸断的信，过后这些撕成碎片的信又在奔流不息的河水中东飘西散。就这样，捱度着那艰熬的时刻。

有时他把自己想象成爱情故事中的羞羞答答的王子或者雄心勃勃的追求者，有时又把自己想象成跟真实命运一样的被遗忘的情人，直到吹来第一阵晨风的时候，他才坐到船栏杆旁边的靠背椅上打起肺儿来。

有一天夜里，他比往常更早地停止了看书，心不在焉地朝厕所的方向走去。空荡荡的餐厅里，一道门突然在他走过的时候打开了，一只手以游隼般的敏捷抓住了他的袖子，把他拉进一间舱房锁了起来。昏暗中，他依稀感觉到有个年轻女人的一丝不挂的身体，她浑身热汗，喘着粗气，把他仰面推倒在席子上，解开他的腰带和扣子，然后张开四肢骑在他身上，以过来人的轻松愉快占有了他。两人挣扎着掉进了味同野虾繁衍的沼泽地似的无底的深渊。事毕，她喘息着在他身上躺了一会儿，然后消失在黑暗里。

“您走吧，忘了它。”她说“这事儿压根儿就没发生过。”

这一突袭的闪电般的迅速和成功，不可能解释为令人恶心的突发性的疯狂举动，而是从从容容制订的计划的结果，而且连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这个叫人心里甜滋滋的信念，使阿里萨难舍难弃，在登峰造极的快感中，他觉得心里开了一个窍儿。

这使他自己也无法相信，甚至还拒绝承认，那就是：费尔米纳的虚幻的爱情，可以用世俗的性爱来取代。于是，他千方百计地去辨认那个久经沙场的强好他的女人，她那豹子般的本能，或许能弥补他失恋的不幸c他未能如愿以偿，相反他越是寻根问底，就觉得离现实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