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军覆没，连一艘可供学生实习的船都没有了。一年后，勉派到“通济”上见习，竟是目睹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战胜国日人手中移给英国人占领的场面。他在自己国家的领海上睁睁地看着国帜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悬英国旗。

张校长的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挂杖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他那时不知，他奋斗的心血都没有白费，他说的话，我们数万学生散居世界各地都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抗日战争之初，日本人恨他发起国活动，炸毁南开。当时蒋委员长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将南开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

这样的羞耻使他受刺激，更因为看到怠惰无知的一般民众，既无纪律和敬业神也不知国难当，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现代知识、教国。他毅然决然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一九0八年，由氏家馆扩大到天津南开（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开）中学。建校之前，他曾两度前往日本参观各类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当时不满三十岁的他，满腔血，誓为教育新中国的弟献。

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

他在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奚以图存？而自之端在教育。”（一九四四年《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怒忆当年“士兵上穿一坎肩，前面写一“兵”字，背后写“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称，面黄肌瘦，神委靡，手持大刀，腰怀一枪（烟枪，鸦片用）慢吞吞地走来，将黄龙旗（清朝）降下。旋英军整队，步伐整齐。神奕奕，相形之下，胜败可知。”

抗日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哥比亚大学授与张校长荣誉博士，一九四八年胡适和十一位国学者合撰thereisanotherchina一书贺他七十岁之成就。此书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汇编，哥大CroWnPress版，中译为《另有表现的中国》，意指藉由南开神看到在政治军事动不宁的年代，尚有另一个中国在日益步，充满了瞻远瞩的理想。

从重庆回到故乡天津，老病缠的他仍在国共之战中呼号和平合作建设中国。七十五岁那年去世，临终最大的安是看到南开中学和大学在天津原址复校。

自一九0四年只有七十五个学生到他一九五一年逝世为止，张校长一直用烈的激情到演讲，鼓励“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足足说了半个世纪！那五十年间，中国的灾难有的新面貌。外侮与内煎并存。抗日胜利，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岁，竟决心到国哥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嘛去和那些洋孩同堂读书！”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到丢不起。”他还是去了，认真研究、见习，了许多活动，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也是他的老师。回国后，他创设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