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毕业，李心娥随她父亲回云南。战争已近西南各省，沿着云南边境新修的滇缅公路需要大量的防卫军力。最后一次她到我家，带了一个锦缎包的玉镯给我母亲，请我母亲为她收着。说是她母亲的纪念。她已经“不在”了。我至今也不确定是怎样的“不在”平日她很少提到云南的家生活。抗战结束，除了她初回云南写过一封信。我家离开重庆，就断了音讯。十年之后，我家又“逃难”到台湾已数年，在反攻大陆声中，报纸上大幅报导国军留在滇越边境的最后守将李弥将军奉命撤退来台，转战万里终能归队，他受到英雄式的迎。他到立法院报告时，父亲约他相见，请他将玉镯还给李心娥，此时才知心娥亦已嫁人，居住国外。李将军见到玉镯时十分意外，两人谈到当年在抗战中枢的重庆，信心与斗志何等旺盛，而今退守海隅竟是这般局面，慨万千，只余叹息。

那觉是连梦中也无法想象的，背上的李心娥，自信、稳定，和在学校判若两人。她说在云南家乡，随爸爸移防，必须会骑。而我，在那样的缘份下竟然骑过李弥将军的战…她所说的滇缅边境的崇山峻岭，激狭引起我无限想象。我那些年常常希望自己是个男孩，长大了也去从军，参加骑兵队，像二十九军的大刀队那兵，从长城喜峰到南天门，像我外祖母的蒙古祖先一样，跃千里，绝不要蹲在沙丘旁，让那么小的日本倭寇到我上来轰炸我。我们两个来自中国极北端和西南端的女孩，在敌人的轰炸下结成好友，那真正患难柑共的觉，是太平岁月中长大的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夜间空袭时，跑了一半，在急促的急警报声中，靠月光找栖的小沙丘，牵着拉着，互相喊着名字，坐下后听远远近近的炸弹，看三十里外城里的火光，两个十五岁女孩分担着不可解的恐惧。解除警报时多半己是凌晨两、三钟。解除警报是长长徐缓的长鸣，好似在长长地吁气，庆幸我们还活着。数百人因为彻夜未眠，跌跌撞撞地往宿舍走，很少人有兴致抬看刚刚带来死亡威胁的天空。月亮已经落下，星光灿烂，而我那时并不觉得星空丽。

李心娥很明显的是会骑的，她一跃而上。而我，站在旁——是师长的，他们优待我，简直手足无措，想逃走。但见兵微微一笑，一手托住我左脚放踏瞪，扶我抬到背，再把右脚跨过去找到另一边踏瞪，坐稳在大的鞍上，抓了缰绳。由慢步走（trot）到小跑，兵一直用手牵着蛮绳，数日后我居然也敢跑了（gallop）。三十里外的重庆仍在日机恶毒的“疲劳轰炸”下，成日成夜不能解除警报。而我。住在军营里得了短暂的安全。每天早上在树丛土路上跑，凉的风透了我少年的短发。

心情，是我生长岁月中切实的验，很难由心中抹灭。长长的八年，在自己的国土上离，没有安全，连蓝天上也是暴力，怎能忘怀？

暑假开始，母亲、我及两个妹妹过了长江，过江的时候，船夫嚷着“挂球了，快划，赶快拢岸！”由江岸搭上军车，车行约三十里到一个群山环绕的小镇外临时军营。李心娥的父亲戎装来迎接我们，我真想不到瘦弱的她有这么漂亮威武的爸爸。他第三天就到另一区防地去了，直到八月底我们回沙坪坝才回来。

这一年六月。政府下令七月以后各校学生及老弱妇孺都尽量往树木多的郊区疏散，减少伤亡。有一天，李心娥对我父母说，她父亲邀我们到他驻防地一名叫黄桅标的地方躲避一下，暑假后能上课再回来。我父亲问了她父亲大名及军区，知是云南军的一位师长，李弥将军。

在黄桅桦军区，我又有另一个颇可自傲的经验。住下后第三天早上。李心娥带我去骑。幼年时在东北家里，爷爷有，村镇之间多数男人也骑，但那是我不可企及的梦啊…这天清晨，勤务兵牵来两匹大，我们两人都比背还矮。兵说每天早上都须榴，把我们这么小个的“女娃儿”放在背上，都“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