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课人缘都好。后来她考上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我远走川西乐山。暑假我回家，初时也见面谈谈，后来听说她与陈明等六人与中大的一些男同学去延安了这件事当时令我非常惊诧与难过。我一直认为她是我的好朋友，看课外书，写墙报，办活动等等都常在一起，她跨了这么一大步，竟然从不曾给我一暗示，临行也没有一句告别。直到武大这读书会我才渐渐了解，傅绮珍是不可能告诉我的。她们也许早就参加读书会之类的活动，被左倾团收，成为“前份”而“幼稚”地痴迷文学的我，早已不是她的“同路人”更何况赵晓兰这新。

就在这时，校长宣布了教育命令准备急时撤退到“雷屏峨”的指示。女生宿舍人人惊慌，幸好上课时老师态度稳定：他们都是有家眷的，说大家共患难，不要怕。有几位四川本省的同学请假回家去了（学校允许补课、补考）。我们宿舍三楼有两间阁楼，因为顺着屋斜了一边，里面可以摆两张平床。两个小桌，只有一面有窗，另一面开着一片天窗，闹的同学不喜住，而且低班的也不上。她们和我这间共享一座楼梯。有一天在楼梯上遇见历史系的李秀英，她说她的室友被未婚天接回叙永去了，说兵荒的。先结婚再说。所以她那间阁楼空了一个床位，她知我一直羡慕人少的屋，迎我去与她同室。我几乎是跑步去舍监室，申请到了那个床位。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上一尺半见方的天窗，对我简直是华的殿…

从此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不涉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

不到三天，文法学院同学间便传说我去申请放弃公费。鲁巧珍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只是去问了一下公费的资格而已，并没有多说一句话。她听说前（左倾）的同学要拿这个题目攻击教育。当天晚饭后，我上楼经过原来房间，那位姓侯的“”在她靠门的座位上看到我，大声说“有的人怕别人不知他是权贵余孽，自己在到炫耀呢！贪官污吏的女儿！去！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革命与国是生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卖朋友。

把新的铺位安好，坐在床上想想刚才的那一幕。心中十份难过。记得刚住时，她要我们叫她，对我殷勤照顾，有时连洗澡小室都帮我先占一间，吃饭时在板凳上留个空位给我。还不到两个月，怎么就如此凶恶攻击呢？当天晚上，躺在小床上，看到天窗外，繁星满天，第一天想到也许是上帝给我讯息，叫我看看广大的窝苍，原谅别人的伤害？但是我年轻的心却无法吞噬那翻脸无情的攻击。

第二天到文庙上课，我到生活指导组去问“伙公费是给哪些学生？”那位半工半读的职员很不耐烦地说“开战以来所有公立大中学的战区学生都有公费。”我问“如果战区学生的家长在政府工作，有固定收，也给公费吗？”他注意地看了我一阵说“从来没有人来问过这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什么系的？”他写下我的名字后，板着脸说“你回去写个呈文来说要放弃公费，学校给你转呈教育。”然后就把咨询窗关上了。

在我收拾行李和书籍搬房的时候，侯用她惯有的大嗓门，不指名地说“有些人家长在重庆作官，还每个月领公费，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厚！每天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其他的人都低下假装看书，没有说话，我想了想，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和赵晓兰说声再见，赶快把东西搬到三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