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游行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仍然从女生宿舍走到文庙去看看，有时有布告，有时没有。课室、走廊寥寥落落地站着些人，有时老师挟著书来了，学生不够;有时学生坐得半满，老师没有来，所以一半的时间没有上课。全校弥漫着涣散迷茫的气氛。

那年二月底，开学不久，远在乐山的武大也响应了全国大、中学生国大游行，抗议“雅尔塔秘密协议”要求俄军退东北，追悼张莘夫。

队伍过完了，他走过街来说“你也参加游行啊！”我说“张莘夫伯伯是我父母的好友。多年来一起地下抗日工作，我应该来参加这场游行，实际地哀悼。”他说他的父亲在心脏病发突然去世之前，一直希望他们到自由国土来受教育，不要留在被日本占领、控制的上海。但是在这里，政治活动无论左右都没有找他，他们大约想，从上海来的人只是英文好会唱歌吧。

半世纪后，隔着台湾海峡回首望见那丽三江汇的古城，我那些衣衫槛褛、长年只靠政府公费伙而营养不良的同学力竭声嘶喊号的样，他们对国家积弱、多年离命运的愤怒，全都爆发在那些集会游行、无休止的学中，最终拖塌了抗战的政府，迎共党来“解放”他们的欣喜。事实上，短暂如珠。开放探亲去大陆回来的同学说，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太，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从前移民，外亡的人多因生活灾荒所迫，挑着担，一家或一去垦荒，希望是落。而我们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却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聚散飘泊或淹没。五十年后我回北京与班友重聚，当年八十多个女同学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一九五0年后，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

在游行队伍中被挤到路边的时候，我与原来勾着手臂一起走的室友也冲散了，我像个逃兵似地背靠着街墙往回走。

手中后的变化，我叙述南开中学的国教育和重庆跑警报的情况…。他说寒假要到成都去看他二，她大学毕业和他一起来四川，在成都的军顾间团工作，很喜文学。

期待多年，生死挣扎得来的胜利，却连半年的快乐都没享受到。

张莘夫是工程专家，原为我父东北地下抗日同志。胜利后被派由重庆回辽宁接收全国最大的抚顺煤矿，一月十六日赴沈途中，被共军由火车上绑至雪地，同行八人全被残杀。俄共迅速拆迁东北大型工厂的机，每迁一地即协助中共军队驻。这是继去年十一月底响应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发动的反对内战、反对军涉内政为名的游行后，第二次全国学。同学中政治立场鲜明的，积极组织活动，号充满烈的对立。游行的队伍挤在一九三九年大轰炸后仍未修建的残破路上，路窄得各旗帜都飘不起来，只听见喊至嘶哑的各号“打倒…打倒！万岁，….！”自此以后，隔不了多久就有游行。只是换了打倒的对象，除了经常有的“中华民国万岁”之外，还有别的万岁，每次换换即是。

我参加了张莘夫追悼游行，因为他是我父亲多年的抗日同志，他们的孩和我们一起在战争中长大。但是我既未参加游行筹备工作，又未在游行中有任何声音，只尽量跟上队伍，表达真正哀悼诚意，但是从白塔街走到玉堂街就被挤到路边了。后来我自己明白，原来我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如果我不积极参与活动，永远是被挤到路边的那人。如果我敢于在任何集会中站起来说“我们现在该先把书读好”立刻会被不同罪名踩死，所以我本能地选择了一个轻一的罪名“醉生梦死”

这时，隔着举臂吶喊的队伍，我看到了俞君。他站在西门石墙的转角，穿着一件灰黑大衣，脸上有一狮人面的表情，望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