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一九四八，接船的日子

大约自一九四八年底起，我们开始忙于“接船生涯”

差不多每次中兴lun或太平lun由上海开来，裕昌就用台北电务段的卡车去基隆码tou装回一车行李，最多的时候，堆在另一个仓库的行李有一百多件。包括曾经参加我们婚宴的长辈。《时与chao》同仁，胜利后回乡当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者，有一些是来教书的，办报和杂志的文化人，大多数都来台湾了。爸爸嘱咐我们尽力帮忙。省政府也下令各运输单位协助，所以裕昌向铁路局报备用卡车接船，也是责任范围。

我们那距台北火车站只有三百公尺的家就成了一个最方便的联络站，那小小的二一坪左右的“客厅”总是坐满等人、等车的客人。最初妈妈还留人吃饭，后来实在应付不了。就只能准备永不枯竭的热茶。客厅甘蔗板墙上，钉了无数的联络地址，遍及各市的客栈、机关名字…那zhong情况和十年前我们逃难到汉口的情况十份相像，只是台北没有警报，没有轰炸而已。

由胜利的huan愉到如今这般景况，很少人想到从此将在海岛度过一生。幸运的，带了父母和妻子儿女，有一些是单shen先来“看看再说”自此与家人终生隔绝，那堆在台北电务段仓库的几件行李就是他们全bu的故乡了。

我最后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时与chao》社的总编辑邓莲溪叔叔（邓熔璇因生产，先带儿女已来台湾）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徐世达，战后chu任辽宁省主席）一家六口。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lun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太平lun船难，前因后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chu检讨，我两人当时站在基隆码tou，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

这一段“接船生涯”是个很奇特的新婚生活！我们两个原是相当不同的人，天南地北来到海外岛屿柑逢，还没来得及认识彼此，也几乎还没有开始过正常的小家ting生活，就投入我父亲最后的“革命行动”的激liu了。他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就组织、动员抗日革命，如今一切努力成为泡影，而有些多年同志仍说在他领导下东渡台湾，续求再起。在我父亲心中，女婿全力接待来台之人，和我母亲在南京每周照顾黄埔的东北学生一样，都已被他纳入革命组织成为支持义勇军，溃败时上阵去抬伤兵的。我那时看着裕昌在基隆、松山机场lunliu跑，仓库里行李堆积至房ding，工人们搬进搬chu，他指挥、安排一切，从末对我抱怨，与我母亲和两个妹妹也柑chu1rong洽。这个局势绝非结婚时所能预见，奠定了我们婚姻中的“革命gan情”我称它为“稳定基金”的第一笔存款。

这一年我父亲终于来到台北，哥哥随《中央社》到广州，与新婚的嫂嫂王序芬也先后来台，在我陋室落脚一阵子后，父子合力以十多两黄金在建国北路小巷内“ding”了一所日式房子。比我甘蔗板隔成的宿舍略大一些而已。两代同住至爸爸得到立法院pei给的板桥自qiang新村一hu水泥平房，将建国北路房子“ding让”chu去，所有钱投入迁台后《时与chao》复刊，他仍然乐观地认为奋斗必有前途。

数月后，铁路局在台北调车站后方空地盖了几幢水泥墙和地板的宿舍，pei给我们一hu。我们喜孜孜她去住了三天左右，才知dao每次调动火车tou，黑煤烟就guan进屋内，尚未消散，下一辆又来guan满。我咳chuan复发，无法住下去，又逃回甘蔗板的家，但也没有权利再要求pei发宿舍：

临时住此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我的shenti竟日渐赢弱。那时有一位大陆来的名医韩奇逢。他在抗战时曾捐飞机报国，在火车站前方应诊。爸爸觉得中医不够科学化，妈妈半qiang迫带我去看他。他不费劲地把把脉说“你这女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母亲连连点tou说“对，对，这孩子先天不足月，小时候长年生病。”他叫我吃他那著名的乌ji白凤wan，一定qiang壮。我回去也没有认真吃多久，shenti瘦到只有四十公斤chutou，却在新年前发现怀yun了，必须找个定居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