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父亲对蒋之不满起源于东北胜利后的变局。东北地区广袤，其历史、民族背景与中国两千年来的兴衰密不可分。二十世纪初清亡前后，接壤数千里的俄国和隔海近邻日本对这块土地侵扰不已。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们知必须先炸死张作霖和他的军事级将领才能侵占东北;因为张作霖用最了解当地民情的“智慧”建立了他的权力，维护地方安定已二十年，他集威权于一，他若不死，日本人想占沈都办不到，遑论全东北！

抗日胜利来临得太快，蒋先生也许来不及多加思索，派熊式辉作东北行辕主任，主持东北接收大局。熊既无任何大局经验，又无政治格局，即使在军中，他连个儒将也不是，最资历是江西省主席，曾协助过蒋经国赣南剿匪工作，所以得到蒋家信任。东北这一大块疆土。他大约只在地图上见过，既无知识基础也毫无情基，这匆促或者私心的一步棋，播下了悲剧的。

国》案狱之后。立法院革新俱乐数十位资委员共同公开表示“如牵连到齐世英委员。我等不能缄默，请转告当局。”也许因此保护了我父免受牢狱灾难。当时年仅三十四岁的梁肃戎在《立法院时期的齐世英）一文（见《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中说，此举“表达了早期政治人同志的节，使人永世难忘。”

熊式辉就任之初，对原受中央党东北协会指挥的地下抗日的东北人士保持疏离，理由是不愿引起抢先接收的俄国人误会。一九四六年，蒋经国以东北外特派员份由长致私电给蒋先生，谓东北党不受约束，有反共情事，影响中俄外（署名“儿经国叩”）。蒋先生下令给组织，谓不受约束即押解来渝（重庆），并附上电文。组织把它给我父亲去“约束”过去二十年服膺三民主义思想、抗日以求复国的地下工作者，在各个分布遥远的革命据接到命令，全然迷惑不解;他们不懂为什么苦盼到胜利了，竟然睁睁地看着老（俄国人）来家乡劫收，甚至杀虏掠。老走了，中央派来的军队对东北多年的痛苦却毫无恤。

梁肃戎先生（一九二0~二00四年），二十四岁在沈秘密参加国民党，以律师份掩护行抗日地下工作，被日本人追捕狱，幸两年半后胜利狱，次年当选辽北区立法委员。不久东北沦陷，他带着老母幼一家七来台，与我父亲关系最为密切，政治牵连也最大。但他是位有情有义有理想的人，最受中外政坛重视的是任雷震叛案辩护律师;虽然雷震仍被判十年牢狱，但他在中外记者采访及有关人士百余人旁听的法上侃侃为自由人权辩护。写下台湾法制史的新页。后又慨然担任党外前辈彭明教授之辩护律师，并且协助彭离开台湾前往国。他为法制人权而的胆识与情，展现了知识分的风骨。可惜彭明在民党成立后回到台湾，竟然因为梁肃戎守国民党制内政革的立场，而否认梁对他曾有效协助…统独之辩起后，梁甚至成为他们的敌人了。

我看熊式辉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聪明，善耍把戏，对东北本不了解。那时中央

他自立法院院长任满退休后。以个人名义成立“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会”时已七十五岁，早已不计个人得失。他忠诚对待一生投的政治信念和朋友，更不可能相信共产党，抱病犹在奔走呼号两岸和平，希望帮助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普享人权的和平世界，这也是他对东北故乡半世纪怀念所化成的大。不论是他魁梧的躯或是洪亮的声音，生前死后，都令我想到“天苍苍，野茫茫，风草低见羊”在家乡原野上驰千里的豪迈汉。

《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谈到东北接收大局败坏之始：

对创痛的东北，在这关键时刻，蒋先生如此布局的态度令有识者心知东北大祸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