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遗憾，早已将苦杯钦尽了——那样六十年后的聚首，对于我只是印证今生果真有过的青春吧…

渐渐的，班友的通讯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风不但远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会之后，我去朝阳门看两度与我同学的杨静远。她在南开比我高两届，曾住同寝室。我到武大的时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级，是朱光潜老师的高徒。在乐山我曾去她家吃过年夜饭。她的父亲杨端六教授是经济系货币学专家，母亲袁昌英教授，自一九二九年由欧洲回国，即在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戏剧和莎士比亚（我曾受教两年），被称为“珞珈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凌叔华和苏雪林。

在这样家庭长大的杨静远，书读得扎实，思想相当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时代，应可成为她向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大学毕业前"她已卷入困惑着每一个大学生的政治思潮。同学中倾向共产党的自称为“前进”称倾向保守的为“反动派”那时，正面抗日的中央军在苦战六年之后，正陷入湖南、广西、贵州保卫战最艰苦的阶段。四川太大，一般城乡的人过着平静的日子，但是逃难来的下江人，又陷入战火逼近的恐慌中。

杨静远在二00三年出版《让庐日记》里记述她早期受吸引，觉得政府已经“彻

底腐败”必须改组，左派同学借给她《延安一月》和《西行漫记》，使一直用功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她说“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父母苦口婆心随时劝她先读书，不要冲动卷入政党之中“政治和恋爱很相像，相处久了，就不能脱身。”她从武大毕业后，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国密西根大学英文系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狼潮下，因爱情径自放弃学业，回来建设新中国。五十年后她将当年两地情书结集出版《写给恋人——1945-1948》（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与恋人严国柱（武大工学院，与我大学四年同届），知她一生在爱情中是幸福的。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惨痛也许是难于释怀吧！二00二年她主编《飞回的孔雀——袁昌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袁老师晚年极悲惨的遭遇：在校园扫街，被逐回乡，年老孤身寄居亲戚家，她自称为坐“山牢”的岁月，孤凄至死。令我这当年受业的学生泪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