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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于海文还没有对吴运韬恨得咬牙切齿，所以还叫他“老吴”没有用“丫”这个字代称他。

“其实你犯不上，现在这兄弟妹之间，有几个好的？还不是自个儿过自个儿的日？你过得好，他还红呢；过得不好，也不可能有谁来帮你一把。”

“那怎么办？我只能这样。再者话说了，你主任都不当回事儿，我着哪门急？不就是十几万块钱吗？损失就损失了。”

“不不不，那你是说错了，王朔的价值不在这儿，王朔的价值在于他讥笑了从来没有人敢讥笑的东西，尽这些东西并不都是坏的。”

“那是一些掌握了评论话语权的骗，你不可能指望他们有真知灼见，他们当要解决的是德问题而不是学术观问题。”

另一个年纪已经不小的人说：“我一看见师林平和老吴说话那样就恶心。一个人竟然能够把自己作践成这个样，可见这人不是个普通人，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这个本事…人家老吴用他也就是对的，要是我也用这样的人，想睡了人家给你递过来枕，想坐了给你下面来个凳，多得呀！”

“中国作家中如果有一百个像王小波这样自由思索、敢于拒绝官方荣誉的人，中国文学就有希望了。”

“后来我跟我说，你不能离开单位，哦，对了，我给你卖快三十年命了，忽然有一天我说算了，组织甭我了，我自谋生路去呀…能这么便宜他吗？！我说我夫当老板那是人家有本事，你凭什么为这个把单位饶了去？傻冒呀？公家给了咱这碗饭，咱就往下吃呗…”

“散文堕落了，我从来不看下走红的那些散文家的散文…”

人们就笑。这话实际上已经有谴责吴运韬的味了。

胡杨其貌不扬，由于长年伏案写作，睛看上去显得有些浮。胡杨的小说、散文蜚声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国和西欧国家也给予他很评价，称他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有创造的作家，但作家本人仍然保留着作为一个人的“原生态”就连他说的话也是地地的K省中方言，这接近山西、陕西音的方言虽然不像金超初到北京时说的话那样拗，没有到过K省的人听起来仍很困难。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因为一本《国》，在中国大陆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学地震。

于海文嚷嚷说：“谁知丫是真昏倒还是装神鬼？说不定是丫装孙迷糊老吴呢！”

“后来丫用手指我，我说你他妈指谁呢？‘啪’的一下就给了丫一耳切，哎哟把丫打的哟，血当时就从鼻来了…”

《国》刚刚版之际，忠实贯彻有关门意图的文学评论家在没有清上级意图之前，鉴于胡杨的大名声，在远东文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钱宽的盛情邀请下，撰文说这是一

“可不是嘛！”

苏北坐在班车最后一排座位靠窗的地方，眯住睛打盹。

“这次我先放过他去，你看我最后怎么整他…”

谁都没想到，这个不起的人，下正在一件让人瞠目结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崔健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只有他把诗上升到了哲学的度。说句不客气的话———整个新时期文学对时代与社会的认识都抵不过崔健的《一块红布》…”

没有人把苏北放在里，没有人顾及苏北的反应，这也是一个环境中现不了解的外来人时常有的情形。

在首都机场候机大厅，苏北见到了已经往二十多年的著名作家胡杨。

看北京晚报了吗？昨儿一辆夏利从燕莎桥开下去了，翻了个过儿司机愣没死嘿…”“现在那儿人特多，本没法儿玩儿。”

“我爷爷那会儿在天津开武馆…”

又有人说到吴运韬昨天在全中心职工大会上的讲话，说到师林平因为加班工作昏倒在办公室。

“弗洛伊德是个大氓。”

和苏北隔过两个人，一个不不慢的声音说：“老吴就喜这样的人。”

“有那么一句话：持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些；与人不可太分明，—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这才是人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