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来并没有特别为之担心。只知道他曾经胃部大出血，心想这是过去的劳改生活和长期野外作业造成的，并未想过还有其他可怕的隐疾在折磨他。他又一次吐血了，这才引起了"瓷眼"的极大关心。"瓷眼"探听他的病情，当了解到只是旧病复发，就发出一声叹息。

"瓷眼"遗憾地走开了。

当我的导师从医院回来时，我才稍稍得到一点安慰。我决心尽可能地帮助他恢复，哪怕稍稍健康一些；我想为他承担所有的辛劳，包括他后来日夜放心不下的那位老所长的遗著：这是隐下了斑斑血迹的手稿，工作之余，他一个个长夜都是为了这些陈旧的纸片。我常见到导师面对它们长久注视，直到脸色变得铁青。

但他闭口不谈那个老人的事情。

我不止一次追问。我害怕这种沉沉的空气，因为我听到的已经足够多了。我内心里急于得到坚定有力的证实，而且清楚地知道，这种证实只能来自老人最忠诚的学生…可他总是缄口不语。

好像在他看来，那一切已经无须谈起。那不是秘密，而是涉及到高于秘密的某些东西，比如说它是尊严和正义、勇气——当他觉得对方——交谈者——尚不足以承担和理解这些的时候，就宁可闭上嘴巴。也许我的导师是对的。在今天，我愈发知道这种信念的深刻。我那时还太年轻，我仅仅是一个热血青年——至少在导师看来是这样的。

就这样，我们常常一起枯坐长夜，度过了一些平静而又难忘的夜晚。

我感到了什么，就是导师与我难以交流的痛苦。我为此多少有些委屈，觉得他太不了解我的经历了——他或许把我当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毕业生；他无法知道我所从属的那个家族，我的长长的流狼，我的亲人给我的血脉，我们家沉沉的故事…这一切又无法说明，无法宣讲，因为它们也是我心中的禁忌。

导师是痛苦而自尊的。他面对的是一颗伟大的心灵和难以对话的世界。他一遍遍抚摸老师当年的墨迹，偶尔抬头瞥我一眼。

他的目光今天犹在眼前。

可是我凭感觉就跟定了导师。我自觉地站在了他的身边。

我所能做的，就是站在他的身边；我多么想用自己的躯体为他遮挡什么。那些沉默的长夜难道我真的什么也没有听到吗？

我已经捕捉到了他急躁而有力的心声，并且牢牢地记住了。

没有人相信我们在沉默。"瓷眼"身边的人不止一次询问——那个人在做些什么？有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警告我：那个人可是暗中把刀尖指向"瓷眼"的，险恶之极，你要小心。

我的心收得紧紧的，忍受着。

他们放肆地往我的导师身上泼着污水，搜集他的一切：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他们多么恐惧他啊！他们感到恐惧的真的是一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