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我去维加斯到底干什么。我解释说为了一篇文章在这里搞调查研究，但是听得出他对我的话始终半信半疑。维丽接过电话后，我告诉她我准备在星期一飞回纽约，并且直接从机场坐出租车回家。

我们在电话里只谈些夫妇之间的家常话，我不喜欢在电话里交流思想感情，我还告诉她为了不浪费时间和金钱，我不再打电话给她了，她表示同意。其实我知道她第二天还会呆在娘家，我主要是不想往那里打电话。我也很清楚自己不喜欢她回娘家是一种幼稚的嫉妒，但是维丽和孩子们是我的亲人，他们是属于我的，除了阿迪，他们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愿意和外公外婆共同拥有他们。我知道这些想法都很愚蠢，只是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打算再给她拨电话，况且这次分别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也不过是两天罢了，有什么事她完全可以给我打电话的。

白天我光顾了全城的赌场和“联合木屑厂”在每一处都把200至300美元的现金兑换成筹码，偶尔也赌上几美元才转到别的赌场去。

我沐浴着维加斯那干燥灼热的沙漠之风，一间一间赌场地走，乐此不疲，直到黄昏时分才到一家餐厅吃中饭。邻近的桌旁有一些漂亮的妓女在上班前填饱肚子，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全是神采飞扬的样子，其中两个穿着骑士式套装的姑娘笑闹起来就像十几岁的男孩子。她们压根就没有在意我，我也装着不注意她们，但又忍不住偷听她们的谈笑，而且听到她们有好几次提到科里的名字。

饭后我坐出租车回桑那都大酒店。维加斯的出租车司机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热情好客，乐于助人，这位司机就问我要不要异性服务，我谢绝了。下车时，他还向我频频推荐一间驰名的中式餐厅，并且祝贺我白天过得愉快。

在桑那都大酒店，我把从其他赌场买回来的筹码兑换成现金收据并夹在钱包里，一共积聚了九张这种单据。我只剩下一万多美元要兑换了。我把维加斯赢家外套口袋里的现金掏空，将这些钱统统放进便装上衣的口袋里，它们全是百元钞票，分放在两个长长的白色信封内，然后我手挽着赢家外套到科里的办公室去。酒店的整个侧翼都辟为办公室，我沿着长长的走廊，穿过上面标明“管理人员办公室”的步行通道，来到了顶层中间那个门上嵌有“总裁助理”字样的大套问。进门的第一层是办公室的外间，坐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秘书。听我自报了姓名后，她按了按里间办公室的铃，并在对讲机前做了通报。科里冲出来和我握手拥抱，他的这种崭新的个性举止使我很有点接受不了——太夸张，太戏剧性了，不像我们以前的关系那么朴实无华。

更显得华丽无比的是他的办公室套间，里面躺床、软椅应有尽有，灯饰安装得很低，墙上挂有原版的油画，可惜我不会欣赏，猜不出它们的价值。套间里还有三个运作中的电视屏幕，一个上面的镜头对着酒店走廊，另一个是赌场中的某个正赌得热闹的骰子档，还有一个屏幕上显示纸牌赌档。恰巧在我把目光投向第一个荧屏时，看见一个男人正在走廊打开他的房间门领一名年轻姑娘走进去，而他的另一只手则在摸她的臀部。

“这里的节目比我在纽约看到的还要精彩。”我朝科里眨眨眼。

科里笑笑点点头，说：“我必须监视大酒店里的一切动静。”他按了按桌面控制台上的键钮，三个荧屏上的图像都立刻转换了，这时我们眼前出现的是酒店的停车场，一个运作中的21点赌档以及收款员正在计账的咖啡厅。

我把维加斯赢家外套扔在科里的桌面上，也随口扔去一句话：“我把它交给你了！”

科里长时间盯着外套，然后似乎心不在焉地问：“你把所有的现款都兑换了吗？”

“大部分都兑换了，我再也不需要这件外套了。”我回答他，接着又补充一句：“我妻子和你一样讨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