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煎鸡蛋，不打破鸡蛋不行。”如果某个生意合伙人因为自己和他有交情，或者某个演员因为敬爱他，以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有多深，到头来因不明不白地被电影制片厂克扣了工钱而去向他提出疑义时，他总是淡淡一笑，冷冷地说：“我一听到这个‘爱’字，就赶紧伸手捂住钱包。”

他对仁义道德不屑一顾，别人指责他缺乏信誉时他反而以此为荣。他根本就不希罕获得言而有信的美名。他认为握手是表面功夫，只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真格的。只要有机会去骗取合伙人的建议和剧本，克扣他们的电影利润的合理提成，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干。要是那些过度疲劳的艺术家（制片人太了解情况了，明知道反对只是徒费口舌）忍无可忍地去责备他，他就只是简单地回答：“我是个电影制片商！”腔调和波多雷对一个类似的责难做出的回答：“我是个诗人！”一模一样。

瓦特伯使用律师就像流氓使用枪那般随便，玩弄感情就像妓女玩弄性爱一样老练，利用好的作品就像希腊人利用特洛伊木马。他支持罗杰兹退休演员之家就等于以色列支持千百万印度饥民和在阿拉伯各国栖身的巴勒斯坦难民，要想他对别人行善，就等于是要他做违反自己本性的行为。

瓦特伯刚接管时的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是个亏损严重的厂，他立刻在电脑中设置了严格的底线基数，订出全城最苛刻的条件，另外，他从不为创造性的主意冒险，要干也要等这些建议在别的厂得到验证为止，万一遇到紧要关头，他的王牌就是紧缩开支。

别的制片厂拍一部影片动辄耗费上千万美元，而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拍一部片子从不超过300万美元，事实上，一到费用超过300万时，缪斯-瓦特伯本人或三个副总裁中的一个就会一天24小时地盯着你了。他要制片人张贴完成契约的承诺书，要导演以自己提成的百分比发誓，要演员们千保证、万保证，反正大家务必按预算把影片拍成。凡是能按预算或低于预算拍成一部电影的制片人对缪斯-瓦特伯来说就是一个英雄，至于影片收入仅仅维持成本也没关系，但是如果影片超支，即使它净赚2000万美元，给电影制片厂带来丰厚的收入，瓦特伯也会执行和制片人签定的合同中的处罚条款，扣掉他们的利润分成。当然，这样做是要付诸法律程序的，但是厂里豢养着20个律师，他们正盼望着能上法庭实习，因而，和制片人的协议很容易达成，特别是那些还想在“三重文化”拍片的制片人和演员就更是只能忍气吞声。

瓦特伯的组织才能是众所周知的，他有三个副总裁，各人都有自己分管的天下，也都在为了瓦特伯的利益竞相卖命，特别是日后其中的一个人可能接他的班的指望激励着他们。这三个家伙全有富丽堂皇的房子、高额的奖金和在只有瓦特伯才有否决权的前提下处理自己管辖范围事务的特权，所以他们三个人都在拼命地猎取天才和好剧本，一心要降低预算，控制天才，扑灭任何标新立异的火花，然后炮制出特别的行动计划来，拿到设置在制片厂顶层的瓦特伯的办公室去。

他在性生活方面的名声无可指责，既不和小明星们打情骂俏，也从不向导演或制片人施加压力要他们在影片中启用某个相好，部分原因是他那禁欲的个性以及他低下的性欲，另外是他需要这份名声来维护权威，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他对和从小相伴的妻子那30年的婚姻生活十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