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意味着我得像牧师般做丹妮斯的工作。我强调那个夸夸其谈的脓包根本配不上她，以此来安慰她。

“我们的关系没有结束，”她勇敢地抗议道“我会去墨尔本看他。”

“当然。”我说，尽量使自己的话听起来可信一些。

吉勒斯高兴得死了都情愿。他已经把他的好消息告诉了头两个来吃早餐的人，他一看见我就开始拼命招手。他脸上那胜利的狂喜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

“我看见它了，北方秃朱鹭，今天早上我看见它了！你能想像出我的感觉吗，马修？”

“不能，”我老老实实地说道“但你是最应该看见它的人。祝贺你。”

在厄立特里亚，似乎任何事物都不会终结。旱灾是1968年开始的——已经10年了——看来好像会永远继续下去。同样，内战势头毫无减弱之意。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已从1978年俄国的袭击中恢复过来，但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一方丧失了斗志，或者冲突会在可见的将来得到解决。饥荒仍旧是生活中不可改变的事实。

这种没个头的局面终究影响了我的队员，在他们看来，早上病人的队伍永远是那么长；也影响了外伤队的队员，他们仍在日日夜夜地从受伤的战士身上取出子弹。

到了又一个圣诞节时，我看得出来，人人都在梦想着回家了，就连我也越来越厌倦于又得给别人打气、又得给自己鼓劲的局面了。

合同快到期时，没有一个人来续签（如果不算吉勒斯的话。他反正要到肯尼亚去继续这种工作）。

从我们在瑞士一起生活时起，我的弟弟就学会了如何显得并没有争论而在和我的争论中获胜。他看出我的心理钟摆这时正摆向利他主义，便一次也没有借助家庭——包括我的小侄女杰西卡在内——作为可能把我吸引回家的理由。

他的做法是，指出新的基因科学和我正在进行的预防医学项目间的微妙联系。

“想像一下吧，”他在信中写道“有朝一日，我们用不着再考虑治疗像糖尿病之类的疾病了，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了。我们用不着去为缺乏胰岛素的人生产人工合成胰岛素了，新技术可以修补人体内的基因，使它们自然产生胰岛素。难道你不愿参与到其中去吗？”

我又上钩了。

我猜，当我让蔡兹给我寄更多的材料来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上了钩。

合同期满前的6个月中，我向许多大学提出读微生物学博士的申请。我特有的野外工作经历显然给了我申请的这些学校一个好印象，因为他们全都接受了我。

我决定去哈佛，纯粹是为了省得当了医生后老得向人解释我为什么没有上哈佛。在那里，我有幸师从迈克斯·鲁道尔夫和他的接班人亚当·库珀史密斯。

我离开的前一晚，我们举行了传统的纵酒狂欢，大家发表些嘲弄性的讲话，进行伤感的告别。我已经感到了留恋之情，但尽量不表现出来。

第二天的航班非常早，我不会有时间和那里最重要的人——病人——好好告个别。因此，我收拾好行李捆好书以后，就漫步走到等着第二天看病的人的各个营火堆前去。

这时我的埃塞俄比亚语已说得差不多和英语一样好了，可以和他们互相说俏皮话。我认出了我给她看过病的一个孕妇，她的第一个孩子死于痢疾。

我祝她在这个孩子身上有所有的好运气。她感谢我的好意。我和她吻别后走回了棚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