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盛会的豪华，但他不知道，一七九三年，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为了等候他大驾光临，一位未来的部长，由于一片忠心，在一个公墓旁边的楼上挨饿。今天，我庆幸自己冒过沉船的风险、上过战场、分担过社会最微贱的阶级的痛苦，就像我在飞黄腾达的时候因为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诽滂而感到洋洋自得一样。我从中吸取了教训。生活如果没有使其变得庄严的痛苦，是儿童的玩物。

我曾经是腰缠四十埃居的人①；但是，在发财之前和商品降价之前，没有任何东西取代我空空如也的钱包。我的家庭在布列塔尼蒙受朱安党叛乱和恐怖时代的双重灾难，我不能期望它给我提供新的接济。除了医院或泰晤士河，我看不到别的前景。

①影射伏尔泰写的一篇同名故事。

流亡者的仆人，由于他们的主人无法再养活他们，自己变成饭店老板来养活他们的主子。上帝才知道他们用什么残羹剩菜招待客人！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在饭桌上如何谈论政治！共和国的一切胜利都被讲成失败，如果偶然有人对立即实现复辟的可能表示怀疑，他就会被人当作雅各宾派。两位半死不活模样的大主教，春天在圣雅各公园散步：其中一位说：“大人，你是否相信我们六月份能回法国呢？”——“大人，”另一位经过一番思考回答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神通广大的佩尔迪埃将我从我所在的角落里挖掘出来，或者毋宁说将我从我所在的巢穴里赶出来。他在一张雅茅斯萨福克报纸上看到，一个古董收藏家协会打算研究该郡的历史，招聘一位能够阅读十一世纪法文的法国人，辨识卡姆登藏书中的手稿。贝克尔斯的牧师是这件工作的负责人：应该同他联系。“这是你干的活，”佩尔迪埃对我说“去吧，你能够弄懂这些古老玩意的；你要继续向贝利寄《革命论》的手稿，我会迫使他重新开印。你赚两百畿回伦敦，作品也完成了，何乐不为呢？”

我想表达一点不同意见，他嚷道：“嗨！真见鬼！你想留在这座‘宫殿’里吗？这地方我都冷得受不了哪。如果里瓦洛尔、尚普塞贝兹、米拉波—托诺和我这样挨冻的话，我们会成为《使徒行传》的头号新闻！你不知道安岗的事闹得满城风云吗？难道你们俩都想死在这里不成？哈！哈！哈！得了…！哈！…”佩尔迪埃笑得前俯后仰，双手扶着膝盖。他刚把一百份他编的报纸送到“殖民地”书店，而且收了货款；他把口袋里的钱币弄得叮叮作响。他拖着我，连同患抽风的布埃塔代，和他碰见的两个衣衫褴褛的流亡者，到伦敦酒馆吃饭。他让我们喝波尔图葡萄酒，吃牛排和布丁，撑得我们要爆裂了。他对我表兄说：“怎么样？伯爵先生？你的嘴怎么歪的？”布埃塔代，既感到不快，也感到高兴，尽他的最大可能解释事情的经过。他说，他在唱“ObellaVenere”①这几个字的时候，突然嘴歪了！我可怜的歪嘴表兄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得如此痛苦、如此僵硬、如此无奈，以致佩尔迪埃身子往后仰，放声狂笑，他翘起来的双脚，几乎把饭桌掀翻了。

①意大利文：“美丽的维纳斯！”

我经过考虑，觉得我的同乡的建议是蛮不错的；他的为人同我的另一位同乡——“圣贤”——一模一样。经过五天联系，在佩尔迪埃的裁缝给我做了几身衣服之后，我带着黛博夫借给我的一点钱，出发去贝克尔斯；黛博夫同意借钱给我是因为我保证继续写完《革命论》。由于我的名字英国人念起来很困难，我改名为贡堡，这是我哥哥用过的名字，它让我想起我童年时代的痛苦和欢乐。住进旅舍之后，我带着黛博夫的信去见牧师。黛博夫在英国图书界是一位很受尊重的人，他把我推荐给牧师，说我是一流学者。我受到热烈欢迎，我同当地的所有绅士见面，而且我碰见法国皇家海军的两位军官，他们在那里教法文。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我在外省工作——我哥哥的死——我的家庭的不幸——两个法国——安岗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