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杀的思想——他的新体制——剩下三个大玩家——自由党的怪物——俱乐部与联盟派——共和国的敷衍：附加文件——众院开会——无益的“五月田野①”

①“五月田野”为法国卡洛林王朝时的武士聚会，后成为阅兵活动。秃子查理当上法国国王后取消了这一活动。

我让你们看到了历史并未显示的事件的背面；历史只展示事件的正面。《回忆录》就有这个好处，能够把事情的正反两面都展现出来：从这方面讲，它们像莎土比亚的悲剧，通过展示下流和高尚的场景，较好地描绘了完全的人性。不论何处，宫殿附近总有茅屋，笑者旁边总有哭者，失去宝座的国王周围总有背筐的拾荒人：波斯国王大流士下台对参加埃尔比勒战争的奴隶有什么影响？

巴黎拉开大幕演戏，根特只是后台的更衣室。一些名人仍留在欧洲。我一八○○年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一起开始了政治生涯，为什么我没有追随这些同代的第一流演员，在大舞台上显露头角呢？为什么我独自待在根特呢？这是因为老天想把你扔在哪儿就扔在哪儿。现在，我们就从根特演出的百日小戏，来看巴黎演出的“百日大戏”

我曾跟你们提到本该把波拿巴拦在厄尔巴岛的理由，以及迫使他逃出流放地的首位原因或不如说是出自本性的需要。可是从戛纳到巴黎的路程耗尽了这个老年人余力。在巴黎护身符被扯碎了。

法制不久就得到恢复，专制无法在短暂的时间里重居统治地位。专制主义钳制了群众的口舌，却在一定范围里解放了各个个人；无政府主义解开了群众的锁链，却控制了个人独立。由此可说，当专制主义接替无政府主义时，它像自由，而当它取代自由时，便显出了它真实的面目：在督政府的宪法之后，波拿巴是解放者，而在复辟王朝的宪章之后，他就是压迫者。这一点他是那样明白地感觉到了，以致他认为自己不得不比路易十八走得更远，不得不转到民族主权的源头。他这个曾经作为主宰把人民踩在脚下的人，竟然不惜把自己装扮成护民官，不惜讨好巴结郊区的民众，不惜模仿起革命的开端，不惜呲牙咧嘴，结结巴巴地操起自由的老调，每个音节都让他的利剑生气。

他作为掌有大权的命运，的确是那样完美，以致人们在百日王朝再也认不出拿破仑的天才。那是获取胜利、建立秩序的天才，而不是失败和自由的天才：然而，他却对背弃他的胜利，对秩序无能为力，因为少了他秩序照样存在。他在惊愕之余说道：“波旁王朝才几个月就替我把法兰西收拾好了！我要推倒重来，得好几年功夫。”征服者见到的秩序，并不是正统王权的功劳，而是宪章的功劳。波拿巴下台时，扔下的是一个默默无言，俯伏在地的法国，现在他看到的是一个挺直了腰，大声说话的法国：他怀着单纯的专制思想，把自由看作混乱。

然而波拿巴不得不妥协，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可能一开始就获胜。他得不到民众真正的拥护，只好以每人四十苏的价钱，雇一些工人下班后到骑兵竞技场，喊几声“皇帝万岁”！人们管这种活儿叫“去吼吼”一些通告首先宣布一种完全的遗忘和宽恕；个人被宣布是自由的，民族是自由的，新闻也获得了自由；人家只希望让人民得到和平、独立和幸福；帝国的整个机构都改组了；黄金时代将再度来临。为了使实践与理论一致，法兰西被分成了七个警察分区；七位警察总监被授予了相当于执政府与帝国时期警察总局局长的权力：我们知道，当年在里昂、波尔多、米兰、佛罗伦萨、里斯本、汉堡和阿姆斯特丹那些个人自由的保护者是何等的威风。在这些警察总监之上，波拿巴安排了一些特派员，他们如同国民公会时期的人民代表。这套等级制度越往上越不受管束。

富歇领导的警察机构发表了一些庄严的公告，告诉大家，它以后只会为传播人生哲学出力，只会按照道德原则办事。

波拿巴颁布一道法令，重组了王国的国民卫队。从前单是这个名字就让他头晕。他在帝国时期曾宣布专制体制与宣传鼓动脱离关系，现在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取消这一规定，而且要促使它们再度结合：在五月的田野上，从这种结合中将诞生出一种自由，它头戴红帽，扎着头巾，腰佩马木路克骑兵的马刀，手持革命的斧头，被成千上万牺牲在断头台、战死在西班牙滚烫的田野和俄罗斯冰冷的荒原上的幽灵包围。在得胜之前，马木路克骑兵都是雅各宾党人，得胜之后，雅各宾党人变成了马木路克骑兵：危险时是斯巴达，胜利时则是君士坦丁堡。

波拿巴本想独揽大权，但做不到；他发现有一些人已经作好与他争权的准备：首先是一些真诚的共和派，他们挣脱了专制的锁链，摆脱了君主制的律条，希望保持独立，其实这独立也许是一种高尚的错误；接着是昔日山岳派那些狂人：他们在帝国时期只是替一个独裁者的警察机构充当密探，受尽屈辱，这次似乎决心为自己捞回为所欲为的自由，在过去十五年间他们把这种特权让给了一个主宰。

但是不论是共和派，革命者，还是波拿巴的喽哕仆从，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建立各自的权威，或者把其他两派吞并。在外部他们受到人侵的威胁，在国内他们为公共舆论所纠缠，他们明白，如果闹分裂，他们就完了：为了避开危险，他们把争吵往后推；一些人把自己的体系和空想带来作共同的防卫，另一些人带来的则是他们的恐怖和邪恶。在这个盟约组织里没有人是真诚的，一旦危机过去，各自就把盟约往自己有利的地方拉；大家事先就力图确保胜利的结果。在这个可怕的牌局里，自由、无政府主义、专制主义三个大玩家轮流做庄，想方设法作弊，尽力把大家都是输家的牌局打赢。

那些人脑子里满是这种想法，对于某些加速采取革命措施的失落青年，他们并不予以惩罚：在郊区养成了一些联盟派，而在布列塔尼、安茹、里昂和勃艮地等地组成了一个个联盟，用当地方言发出了严格的誓言；有人高唱起《马赛曲》和《卡马约尔曲》①；巴黎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与外省的俱乐部进行联络；有人宣告《爱国者报》将复刊。不过，从这方面来说，如果一七九三年那些东西复活，会得到人们多大的信任呢？它们对于自由、平等、人权的解释，我们不是早就领教过了吗？它们在犯下滔天大罪之后，是否比犯罪之前更道德、更明智、更真诚呢？是否因为它们曾染上种种劣迹，就能够作出种种善事德行呢？罪恶不像王位，没有那样容易放弃；扎过可怕头带的额头，会留下抹灭不去的印记。

①两者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歌曲，前者被选为法国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