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新闻界只凭自己的热情，不顾法兰西的利益和荣誉，攻击阿尔及尔的远征，对其原因、方式、准备工作、成功还是失败的机遇大加发挥，泄露了武器装备的机密，把我们军队的情况、部队和战船的数量、以至登陆的地点都泄露给了敌人。要是事先把他们谈判的秘密这样泄露出来，或者标明他们的部队的宿营地，里舍利它的主教和波拿巴岂不早把欧洲置于法兰西的脚下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令人可憎的，但是，补救的办法呢？新闻事业在以前是鲜为人知的，人们以前没有看出它的威力，但现在它已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它的话语比得上雷击，它是社会的电流。你能不让它存在吗？你越是要压制它，它爆炸起来就更具有威力。那么你得学会与它共存，就像你与蒸汽机为伴一样。你得学会利用它，去除它的危害性，或让它逐渐用于公共的和家庭的用途一点一点地削弱它，或者你逐步地把你的习惯和你的法则同今后支配人类的规律融合在一起。新闻界在某些情况下的无能为力的一个例证就是来自于你对它就阿尔及尔的远征发出的谴责：你不顾新闻自由夺取了阿尔及尔，就像我在一八二三年用这种自由最猛烈的大火发动了西班牙战争那样。

在内阁的这个报告中，不能容忍的就是那无耻的妄自尊大，即：国王对法律有先决权。那么宪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国王对政府制定的法令可以随意加以改变，那么为什么要用虚假的保证来欺骗人民大众呢？该报告上面的签字人是那么相信他们所说的东西，以致他们几乎不提宪章的第十四款；我曾就这一款提出了有人会把宪章当成自己的私货。他们想到了这一款，但是仅仅是想到而已，并且认为它是法律的累赘。

第一条敕令取消了新闻在各个部门的自由。这是十五年以来警察局在他们的小黑屋子里精心设计的上乘之作。

第二条敕令重写了选举法。这样，两项首要的自由：新闻自由和选举自由彻底地取缔了：这两项自由的取缔，不是通过立法机构制定的法令而是通过这样一条随心所欲的敕令来做出的，虽然制定法令的机构腐败，它制定的法令虽然极不公正，但它却是合法的。这样有五个并不缺乏见识的人，他们、他们的主人、君主政体、法国和欧洲，以史无前例的轻率猛然跌进了深渊。我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情，我期望着有某种抵制，在不推翻王位的前提下迫使王权辞退那些大臣，收回那些敕令。在这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坚决不插手其间，不写、不说反对这些违反宪法措施的东西。

如果外交使团的成员没有对敕令直接施加压力，那么他们是支持这些敕令的。整个欧洲是厌恶我们的宪章的。当敕令的消息传到柏林和维也纳，当他们以为在二十四小时内就会取得成果时，昂西隆先生大呼欧洲得救了，德·梅泰尼先生显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接着不久，当德·梅泰尼了解到了真相以后，他沮丧的程度同他原来高兴的程度一样强烈；他说他受骗了，还说舆论是绝对自由的，他早已习惯奥地利宪法那种思想了。

7月敕令颁布后，国会议员的任命便落到了这些人身上：这些人是在候见厅里，通过他们的见解或文章大力支持敕令的。我们从名单上看就是那些最反对代议制的人。是不是甚至就在国王的内阁里，在国王的眼皮底下，起草了这些令人沮丧的文件？是不是在德·波利尼亚克先生的办公室起草的？是不是在一次仅有大臣参加的会议上，还是在一次有几个反对宪法的帮闲才俊参加的会议上？是不是在重压下，在一次像那种十人①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起草了这些七月决定(按照这些决定，合法的国王被判处在叹息桥上绞死)？还是德·波利尼亚克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这大概是历史永远也不会向我们泄露的。

①秘密十人委员会，一三一○年创建于威尼斯，到一七九七年，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真正的实权机构。

到吉索尔后，我听到了巴黎暴动的消息和一些令人不安的议论；这些议论表明宪章是多么地为法兰西人民所接受。在蓬图瓦兹，还有更新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不很确切，而且互相矛盾。在埃布莱，驿站没有马，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有人建议我绕过圣德尼，因为走那里会有路障。在库贝瓦，驿站的马车夫摔掉他那件钉着有百合花图案的钮扣的上衣；早上有人朝他经过香榭丽舍大街开往巴黎的敞篷四轮马车开枪，因此，他对我说他不准备带我走那条大街，他要在星形广场栅栏的右边去找托卡德洛的栅栏，从那里就可以看到巴黎了。我看到了飘扬的三色旗，于是我断定那不是骚乱，而是一场革命。我有预感，我的角色变了：我本来是跑来保卫大众自由的，却将要不得不保卫王权了。白色的硝烟在一排排的房屋之间升起；我听到几声炮声和机枪齐射的声音，不时夹杂着警钟的嗡鸣声。我仿佛看到古老的卢浮宫从荒芜的高原上倒了下来；那处高原是由拿破仑指定用来建罗马皇宫的。

我的车子从斜坡上冲下去，穿过耶拿桥，上了沿着尚德马尔斯铺了石板的路。一切都显得很孤寂。我发现一队骑兵站在军校的栅栏前；那些人看起来很悲伤，像是被人忘却了似的。我们走的是荣军院大道和蒙帕纳斯大道，路上遇见了几个行人，他们都吃惊地瞧着一辆驿站马车像平时那样在路上跑。昂佛尔大街已被砍倒的榆树拦住了。

回到我的家门口，邻居们夹道欢迎我回来；对他们来说，我好像是他们的保护神。夏多布里昂夫人对我的返回，既高兴又惊慌不已。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的早上，我给在迪耶普的雷卡米耶夫人写了一封信，信后还有附言。信的全文如下：

我给您写这封信，但不知道您是否能收到，因为邮车已停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