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冲击了四国联盟的条约：波旁家族的法国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波旁王朝的权力一旦被强行剥夺，欧洲新的政治权力必将陷入危险境地。

第二件：在君主制度下，外国公使不是政府的代理人，他们是君主的代理人。因此，公使们最基本的义务是聚集在查理十世的周围，无论他在法国的哪一个地方，他们都得追随他。

有一个唯一的大使，这种思想来到了他的脑海里，他就是贝尔拿多特——一个不属于君主古老家族的国王——的代理人，这不是很奇怪吗？当波佐，蒂·玻尔戈反对债权函件强加的和荣誉迫使其做出的手段时，德·洛旺埃尔先生却使德·韦尔泰男爵②赞成了他的意见。

②德·韦尔泰(deWerther)，当时在巴黎的普鲁士公使。

外交团之所以去到了圣克卢，是因为查理十世的地位有了变化：王位支持者们在选举委员会取得了他们开始时缺少的势力；工业家们害怕可能发生一场战争；保住亨利五世就保住了和平的思想已深入到了王室青少年圈子里的大部分成员当中。

波佐·蒂·玻尔戈先生很克制没有多说话了，因为交易所和银行的资金都没有受到损失，尤其是他的地位也毫无危险。然而他对加佩王朝的灭亡起了百分之五的作用，这种灭亡对其他活着的国王起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他会不失时期地、根据为他所用的原则，用这个为个人私利而造成的无法挽回的错误的做法来开脱罪责的。

大使们在同一个宫廷里待得太久，已养成了他们居住国的生活习俗，喜欢生活在荣誉里，他们不再如实地看待事物，他们担心他们的电文透露出去，动摇他们的地位。事实上，埃斯特拉齐、韦尔泰、波佐在柏林，在彼德堡，在维也纳，或者在法国宫廷的大使阁下们，不是同一回事。有人说，波佐先生因其手艺高明的女厨师和贵族议员的称号的事，而对路易十八和对查理十世心怀恨意。不满足他的要求，是不对的，他恨他的同乡①波拿巴，但他是在波旁王朝供职。但是，如果是在根特，他决定王冠问题，引起路易十八突然去巴黎，他可以自夸他能阻止外交使团在七月里所做的事，他帮助他兄弟戴上的王冠，他一定能够从查理十世的头上摘下来。

①他知道波佐·蒂·玻尔戈是科西嘉人。

我想了很久，几个世纪之后产生的外交使团置于人们的另一种权力之下，将不再会与新的社会发生关系：公众的政府，方便的交通将做今天那些内阁同时直接处理或由领使馆官员这个中间人处理的事；那时还会增加其数量，改善其处境，因为那时欧洲已经工业化了。那些封了头衔的间谍，非常自负，他们为了效忠于他们失去了的那个王朝，只会在他们代理的王国里捣乱，培养着他们想象中的主子。查理十世没有邀请外交使团到他的宫廷里去，从他那方便来讲，他可错了；但他所看到的，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梦；他越来越感到惊讶。这样，他没有把德·奥尔良公爵召到他的身边，因为他只想到了危险来自共和党方面，而从未想到会有被篡位的威胁。

朗布伊埃

查理十世同王后和德·波尔多公爵在当晚去了朗布伊埃。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扮演的新的角色在国王的头脑里第一次产生了退位的念头。王太子先生，一直呆在后卫部队，但一点也没有同士兵接触，他在特里阿农派人给他们分发剩下的酒和食物。

晚上八点一刻，各兵种部队开始行动。那时，第五轻骑兵营的忠诚充分显示了出来：他们没有被卷入到那场运动里去；回到巴黎后，他们把他们的军旗交给查理十世，而查理十世拒绝接受它，就像他曾拒绝第五十营的军旗一样。

几个旅的士兵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各种不同的武器混杂在一起；骑兵连超过了步兵连，在一旁休息。七月三十一日半夜，他们精疲力尽，在特拉佩斯停了下来。王太子就在这个村子后面的一间房子里休息。

第二天，即八月一日，他让部队驻扎在特拉佩斯，自己去了朗布伊埃。部队在十一点拔营；有几个士兵去村子里买面包，被人暗杀了。

到朗布伊埃后，军队驻扎在城堡周围。

八月一日至二日的晚上，胸甲骑兵的三个团重新踏上了去他们原来驻地的路。有人认为，指挥卫队胸甲骑兵团的博尔德苏尔将军已在凡尔赛投降了。

第二投弹兵连把军旗交给国王后，也于二日早晨出发了。王太子碰到了这些投弹兵逃兵，他们马上排成战斗队形向王太子致意，然后继续赶路了。不忠和礼节混合在一起，多么奇特！在这三天的革命中，没有人有激情了，每个人只是依据他的权利或义务所形成的想法在行动：权利已经取得，义务已经完成，敌意和爱一样，都已不复存在；一些人担心享受权利不会长久，另一些人则担心尽义务会无止境。也许机会只有这一次，也许今后不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人们在胜利面前止步不前；过去当他们愿意战斗的时候曾经保卫过国王的士兵，而今当他们要离开国王的时候却又把他们的军旗交还给了他。敕令使人们放弃了他们的誓言；战场上的撤退使投弹兵放弃了他们的军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