槙子：是。是这样的。因为我要随时把刚创作的和歌记下来…

本多律师：一直都这样不换页码，只空出一行来，就接着写第二天的事，是吗？

槙子：是。从两三年以前起，要写的东西越来越多，假如要换页码写的话，虽说是自由日记，等到秋天就要写完页码的。虽然看起来乱糟糟的，可就这么每天接着写下来了。

本多律师：那么，去年，也就是昭和7年11月29日的日记，可以保证肯定不是后加上去的，而是当天夜里写的，是吗？槙子：是。我写日记，一天也没有中断过。那天也是在晚上临睡以前写的。

本多律师：现在我来朗读一下昭和7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与被告饭沼有关的部分：

…晚上8点钟左右，阿勋君突然来访。好久没有见面了，不知为什么，今天晚上阿勋的影子总是在眼前忽隐忽现，以至在他按响门铃前，我就迎到了大门口，这或许是出于我那奇妙的预感吧。他穿着学生服和木屐，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可一看他的脸色，就觉得一定出了非同寻常的事。他毫无必要地郑重施礼，可面部却很僵硬。忽然，他把提着的小木桶像是推给我似的说：“母亲让我送来的。这是从广岛捎来的牡蛎，分了一些给你们。”在大门口的昏暗中，小木桶里的水发出阵阵咂嘴般的声响。

他匆匆忙忙地借口说还要复习功课，这就要告辞，可从他的脸上却可以明显看出这是撒谎，根本不像是平常的阿勋君。我一面极力挽留他，一面接过了小木桶，便进去通知父亲。父亲爽朗地命令道：“就说让他进屋来。”

当我匆匆赶回大门口时，阿勋君正要溜走。我慌忙追到门外，想要向他问明事情的原委。

阿勋明明知道我在后面追赶着，却连头也不回一下，步子也不见放慢。

追到白山公园面前，我喊了声“你生什么气呀”他这才终于停下脚步，回过身来，脸上像是难为情似的泛起了僵硬的微笑。后来，我们就迎着寒冷的夜风，坐在白山公园的长椅上谈起话来了。

我问他那个运动筹划的如何了。因为在此以前，他和同伴们在我家也曾议论过“日本照这样下去可不行”我也时常用牛肉火锅招待他和他的同志们。我想，阿勋君最近一次也没来我家，大概是忙于运动的缘故吧。

于是，阿勋君阴沉着脸，缓慢而痛苦地说道：“我到这里来，其实就是想对你说说那个运动的事。可一看到你的脸，想到以前在你面前曾经说了那样的大话，就羞愧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才想溜回去的。”

打听过后我才知道，原来运动在我所不了解的这段期间内，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恐怖，同时试探同伴的勇气，相互之间才说得那样慷慨激昂的。由于这种过激的言辞引起恐惧而离队的同志与日俱增，剩下的少数人却硬要打肿脸充胖子，明明实施行动的勇气越来越小，可在言辞和计划中还要梦想制造流血惨案，以至最后彼此都无法收场。由于谁也不肯在口头上示弱，因而从开会的情形来看，确实要让人大吃一惊，可实际上谁也没有实施行动的胆量。但尽管如此，也没有一人敢于承担胆小鬼的恶名而提议中止计划。事态如果就这么发展下去，被卷进去的危险程度势必将要增加，大家也将会稀里糊涂地去干违背自己意愿的事。虽然自己身为负责人，可就连自己也不想再干下去了。今天晚上就是来求出主意的，看看有什么停止实施计划的好办法…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费尽口舌劝他中止行动，而且还说，正是敢于下这种中止行动的决心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虽说同志们一时不能理解，但一段时间后，他们一定会明白这一切的。况且，为国尽忠的方法还有很多。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以女人之身去说服大家。可阿勋说，我出面反而会更麻烦。我也觉得这话有道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走到白山神社的神殿前临分手时，两人都作了祈祷。随后阿勋爽朗地笑着说：“啊，被你这么一说，心里畅快多了，也不想再干下去了。这几天里找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中止行动。”这样，我也多少放下心来了，可内心深处却仍然积存着不安。

写到这里不禁又兴奋起来，今天晚上又要睡不着了。父亲寄以厚望的那样优秀的青年，倘若有个闪失，说得夸张一些，甚至是日本的一个巨大损失。今晚心情郁闷，和歌也写不成了。

就念到这里。这些肯定都是你写的吗？

槙子：是的，是我写的。

本多律师：没有后来经过添加和修改的地方吧？

槙子：您也看到了，一处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