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上过绞首台哪。这个想法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年轻人没吃苦，也当不了作家。这两想法搅在一起，会使人彻底糊涂。现在我了几本书，但我却以为，后一想法是没有理的。假定此说是有理的，想当作家的人就该时常把自己吊起来，想当历史学家的人就该学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想当音乐家的人就该买个风镐来家把自己震聋——以便像贝多芬，想当画家的人就该割去自己的耳朵——混充凡·。什么都想当的人就得把什么都去掉，像个梆，听起来就不是个理。总的来说，任何老三届优越的理论都没有平常心。当然，我也反对任何老三届恶劣的说法。老三届正在壮年，耳朵和男齐备，为什么就不如人。在为老三届这件事上，我也有了平常心：不就是荒废了十年学业吗？这个彩老也认了。现在不过四十来岁，还可以努力嘛。

现在来谈谈那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也可以变坏事的说法。它来源于伟人，在伟人的脑里是好的，但到了寻常人的脑里就不起好作用，有时得人好赖不知，香臭不知。对我来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个逻辑很够用。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个寻常人也不坏。

本文是对《中国青年研究》第四期上彭泗清先生文章的回应。坦白地说，我对彭先生的文章不满，起先是因为他说了老三届的坏话。在我看来，老三届现象、老三届情结，是我们这茬人没有平常心造成的。人既然不是机，偶尔失去平衡，应该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仔细想来“文革”过了快二十年了，人也不能总是没有平常心哪，老三届文人的一些自我嘘的言论，连我看着都麻。让我们先言尽于此：对于彭先生所举老三届心态的麻之，我是同意的。

然后再说说我对彭先生的不满之。彭先生对老三届的看法是否定的，对此我倒不想争辩，想争的是他讲的那一番理。他说老三届有特殊遭遇，所以他们是些特殊的人；这特殊的人不怎么明——这是一特别糟糕的论调。翻过来，说这特殊的人特别好，也同样的糟。这个论域貌似属于科学，其实属于理；它还是一切法西斯和偏执狂的策源地。我老师生来时脚心朝上，但假如说的不是而是心智，就不能说他特殊。老三届的遭遇是特别，但我看他们也是些寻常人。对黑人、少数民族、女人，都该如是观。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从最的意义上说，更是尊重自己——所有的人毕竟属同一。人的成就、过失、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Youarespecial，这句话只适于对人讲。假如不是这么用，也很麻。